《子藏·杂家部·吕氏春秋卷》共收书一百种，整合成精装十六开本三十六册予以出版。本卷收录目前所知有关《吕氏春秋》白文本、注释本、节选本、校勘本、批校本及相关研究著作，集《吕氏春秋》各种版本及研究文献之大成。从最初的元嘉兴路儒学刊本到民国学者的研究著作，尽可能多方搜罗，以期完整反映《吕氏春秋》流传及研究全貌。综合而言，本卷所收文献有以下几个特点： 注重名人批校、题跋本的收集。如国家图书馆藏毕沅、李芝绶校跋本，毕沅校、朱彬批校本；上海图书馆藏冯一梅、叶景葵校跋本，谢墉批校本，佚名校本等。这些名人批校本的收录，不仅完善了《吕氏春秋》研究文献，也使得我们更为深入了解名人学术思想。 注重评点本的收集。如上海图书馆藏题名宋陆游评、明凌稚隆批的明万历四十八年凌毓枬朱墨套印本，中国科学院藏明李鸣春评《吕氏春秋》二十六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吴汝纶点勘《吕氏春秋》二十六卷等。历代《吕氏春秋》传本评注、批点本甚少，这些文献的收录，无疑为《吕氏春秋》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注重稿抄本的收录。如国家图书馆藏明庄元臣《韩吕弋腴》、上海图书馆藏清王绍兰《读书杂记》、清于鬯手稿本《香草续校书》，华东师范大学藏清徐时栋《烟屿楼读书志》，国家图书馆藏清姚东升稿本《佚书拾存》等。这些稿抄本的收录，对于《吕氏春秋》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子藏·杂家部·吕氏春秋卷》也搜集民国时期的各种《吕氏春秋》研究专著，或其他学术专著如于省吾《双剑誃诸子新证》、郭沫若《十批判书》、金其源《读书管见》等中有关《吕氏春秋》研究的相关部分，以飨读者。

目 录 1.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周)吕不韦撰 明刊《二十子全书》本 2.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周)吕不韦撰 佚名批校 清同治间刊本 3.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周)吕不韦撰 清光绪元年崇文书局刊《百子全书》本 4.吕氏春秋不分卷 （周）吕不韦撰 张天林校 民国二十五年上海经纬书局刊《经纬百科丛书》本 5.吕氏春秋二十六卷（汉）高诱注 元至正嘉兴路儒学刊明补修本 6.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汉）高诱注 明弘治十一年刊本 7.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汉）高诱注 明嘉靖七年刊本 8.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汉）高诱注 佚名批校 明万历七年张登云刊本 9.吕氏春秋二十六卷（汉）高诱注 （清）冯一梅校 叶景葵跋 明万历七年姜璧维扬资政左室刊本 10.吕氏春秋二十六卷（汉）高诱注 明万历三十三年汪一鸾刊本 11.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汉）高诱注 明万历二十四年刘如宠刊本 12.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汉）高诱注 （清）谢墉批校 明万历间宋邦乂刊本 【原书卷十二至卷十四以明弘治十一年刊本配补】 13.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汉）高诱注 （清）邵懿辰批校 明万历间刊本 【原书存卷十一至卷十四】 15.吕氏春秋二十六卷附考一卷 （汉）高诱注 （清）毕沅辑校 （清）李芝绶跋并录清惠栋校 清乾隆五十三年毕氏灵岩山馆刊《经训堂丛书》本 16.吕氏春秋二十六卷附考一卷 （汉）高诱注 （清）毕沅辑校 （清）翁同龢跋并录清梁玉绳校补 清乾隆五十三年毕氏灵岩山馆刊《经训堂丛书》本 17.吕氏春秋二十六卷附考一卷 （汉）高诱注 （清）毕沅辑校 朱彬批校 清乾隆五十三年毕氏灵岩山馆刊《经训堂丛书》本 18.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汉）高诱注 清光绪元年浙江书局刊《二十二子》本 19.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汉）高诱注 佚名批校 民国间上海涵芬楼影明刊本 20.吕氏春秋治要一卷 （唐） 魏征等节选 民国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日本天明七年刊《羣书治要》本 21.读吕氏春秋 (宋)黄震辑 清乾隆三十二年刊《黄氏日抄·读诸子二》本 22.吕氏春秋二卷 （明） 沈津选 明隆庆元年含山县儒学刊《百家类纂》本 23.吕子玄言评苑一卷 (明)陆可教选、李廷机订 明刊《新镌诸子玄言评苑》本 24.吕览品节二卷 （明）陈深撰 明万历间刊《诸子品节》本 25.吕子 （明）荪园辑校 明万历三十九年刊《诸子十五种》本 26.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宋)陆游评 (明)凌稚隆批 明万历四十八年凌毓枬朱墨套印本 27.吕览儁语一卷 （明）穆文熙批选 明万历二十一年周氏万卷楼刊《诸家儁语》本 28.新编吕氏春秋纂要月令一卷 （明）陈经邦 明刊《格致丛书》本 29.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明)王劝士订批 明崇祯七年王锡衮刊本 30.新锲翰林三状元会选吕氏春秋品汇释评 （明）焦竑校正、翁正春参阅、 朱之蕃圈点 明万历四十四年刊《新锲翰林三状元会选二十九子品汇释评》本 31.吕氏春秋折衷汇锦 （明）焦竑纂注、陈懿典评阅 明万历间金陵龚少刚三衢书林刊《两翰林纂解诸子折衷汇锦》本 32.吕子 （明）归有光辑评、文震孟参订 明天启五年刊《诸子汇函》本 33.吕子奇赏五卷 (明)陈仁锡评选 明天启六年刊《诸子奇赏》本 34.吕子（明）陈仁锡撰 明刊《子品金函》本 35.吕览纂 （明）张榜芟辑、吴贲校订 明刊《群言液》本 36.吕氏春秋纂要一卷 (明)史起钦纂辑 明万历间刊《史进士新镌四子纂要》本 37.吕子 （明）秦骏生、陆祖望、陈绍源、沈兰先选辑 程国瑞、黄明桂参阅 明刊《周秦十一子评选》本 38.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明）李鸣春评 明天启七年南亭李氏刊本 39.吕览摘奇 (明)庄元臣撰 抄本《庄忠甫杂着·韩吕弋腴》 40.吕不韦相秦 （清）马骕撰 清康熙九年刊《绎史》本 41.礼记月令与吕氏春秋互异 （清）查慎行 民国五年张氏适园刊《适园丛书·得树楼杂钞》本 42.吕子校补二卷 （清）梁玉绳撰 清嘉庆道光间刊《清白士集》本 43.吕子校续补 （清）梁玉绳撰 清光绪十二年刊《槐庐丛书》本 44.吕氏春秋杂志 （清）王念孙撰 清同治九年金陵书局刊《读书杂志》本 45.吕氏春秋选八卷 （清）张道绪辑评 清嘉庆十六年人境轩刊《文选十三种》本 46.吕氏春秋杂记 （清）王绍兰 清抄本《读书杂记》 47.吕氏春秋丛录 （清）洪颐煊撰 清光绪十三年吴氏醉六堂刊《传经堂丛书·读书丛录》本 48.吕氏春秋韵读 （清）江有诰撰 清嘉庆道光间刊《江氏音学十书·先秦韵读》本 49.吕氏春秋正误 （清）陈昌齐撰 清道光十一年南海伍氏粤雅堂刊《岭南遗书》本 50.吕子校补献疑续吕子校补献疑 （清）蔡云撰 清光绪二十九年刊《聚学轩丛书·清白士集校补》本 51.吕氏春秋补校 （清）茆泮林撰 清光绪二十四年刊《鹤寿堂丛书》本 52.吕氏春秋平议三卷 （清）俞樾撰 清光绪十一年刊《春在堂全书·诸子平议》本 53.吕氏春秋杂志 （清）徐时栋撰 清抄本《烟屿楼读书志》 54.吕氏春秋随笔 （清）张文虎撰 清同治十三年刊《舒艺室随笔·覆瓿集》本 55.吕氏春秋考异一卷 (清)黄嗣艾纂辑 清同治十年汉阳黄氏刊本 56.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清）吴汝纶点勘 民国十年莲池书社铅印《桐城吴先生群书点勘子部之八》本 57.吕氏春秋 （清）孙诒让撰 清光绪二十年瑞安孙氏刊《札迻》本 58.吕览 （清）黄礼选辑 清嘉庆十五年刊《艺林述记》本 59.吕氏春秋佚文 （清）王仁俊辑 稿本 60.吕氏春秋佚文 （清）姚东升辑 清嘉庆道光间秀水姚东升稿本《佚书拾存》 61.吕氏春秋校书二卷 （清）于鬯撰 稿本《香草续校书》 62.吕氏春秋文粹五卷 李宝洤撰 民国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诸子文粹》本 63.吕氏春秋高注补正李寳洤撰 民国十二年武进李祖年排印《汉堂类稿》本 64.吕氏春秋札记 陶鸿庆撰 1959年中华书局排印《读诸子札记》本 65.吕氏春秋高注补正 孙锵鸣撰 民国八年国故月刊社排印《国故》第一至四卷 66.评注吕子精华 张谔撰 民国十年上海子学社排印《评注皕子精华》本 67.吕氏春秋旧注斠理 吴承仕撰 民国十二年铅印《经籍旧音辨证》本 68.吕氏春秋精华陆翔选辑 民国十二年上海世界书局石印《四部精华》本 69.吕氏春秋不二篇校释 梁启超撰 民国十五年排印《弘毅》第一卷第二期 70.吕氏春秋补正 宋慈袌撰 民国十五年华国月刊社排印《华国》第二卷第十、十二期；第三卷第二、四期 71.吕氏春秋 刘咸炘撰 民国十六年尚有书塾刊《推十书·子疏》本 72.新式标点吕氏春秋 陈益标点 民国十五年上海扫叶山房书局排印本 73.吕氏春秋斠补 刘文典撰 民国十七年商务印书馆排印《三余札记》本 74.吕氏春秋举正 孙人和撰 民国十八年北京图书馆排印《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一卷第四至六号；第二卷第一、五、六号 75.吕氏春秋治要 张文治撰 民国十九年上海文明书局排印《诸子治要》本 76.读吕氏春秋记 马叙伦撰 民国二十二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77.吕氏春秋中古书辑佚 李峻之撰 民国二十二年清华大学排印《清华周刊》第三十九卷第八期 78.吕氏春秋补注二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 范耕研撰 民国二十二年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排印《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 79.吕氏春秋 庄适选注 民国二十三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万有文库》本 80.校吕遗谊 谭戒甫撰 民国二十三年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三卷第一至四期 81.吕氏春秋童话 吕伯攸编 民国二十三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本 83.读吕臆断 沈瓞民撰 民国二十四年排印《制言》第一、二期 84.吕氏春秋集释二十六卷 许维遹撰 民国二十四年清华大学排印本 85.吕氏春秋集解 王心湛校勘 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广益书局排印本 86.吕氏春秋拾遗 杨树达撰 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二期 87.读吕氏春秋 胡适撰 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刊《胡适文存三集》本 88.吕氏春秋高注订补 冯振撰 民国二十五年学术世界社排印《学术世界》第一卷第七至十二期 89.吕氏春秋汇校 蒋维乔、沈延国、杨宽、赵善诒撰 民国二十六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光华大学丛书》本 90.双剑誃吕氏春秋新证二卷 于省吾撰 民国二十六年排印《双剑誃诸子新证》本 91.吕氏春秋校证 杨明照撰 民国二十七年排印《燕京学报》第二十三期 92.评注吕氏春秋菁华録一卷 张之纯撰 民国二十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评注诸子菁华录》本 93.吕氏春秋补注 杨昭儁撰 民国三十一年排印本 94.吕氏春秋通检中法汉学研究所编 民国三十二年友联中西印字馆排印《中法汉学研究所通检丛刊》本 95.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郭沫若撰 民国三十六年群益出版社排印《十批判书》本 96.吕氏春秋政治思想论 黄大受撰 民国三十六年正气出版社排印本 97.吕览管见 金其源 民国三十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读书管见》本 98.吕氏春秋文选 张默生撰 民国三十七年济东印书社排印《先秦诸子文选》本 99.吕氏春秋校补 王叔岷撰 1950年台北中央研究院油印本 100.吕氏春秋新笺 高亨 1961年山东人民出版社排印《诸子新笺》 101.吕氏春秋札记 杨树达撰 1962年北京中华书局排印《积微居读书记》本
\\'\''

前言

张双棣

《子藏•杂家部•吕氏春秋卷》共收书一○○种，整合成精装十六开三十六册予以出版。本卷收録目前所知有关《吕氏春秋》白文本、注释本、节选本、校勘本、批校本及相关研究著作，集《吕氏春秋》各种版本及研究文献之大成。

一

吕不韦的生年，史籍阙如。《史记•吕不韦列传》载：『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酖而死。』吕不韦卒时尚未至老耄，否则始皇不必恐其变。又《秦始皇本纪》明载：『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而《吕不韦列传》载：『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则不韦献姬，必在昭王四十七年（前二六○年），此时吕不韦为阳翟大贾，积资甚富，其年至少应三十岁有余。以此推算，吕不韦生年约为公元前二九○年前后。对于吕不韦的卒年，《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因此，吕不韦卒于秦始皇十二年（前二三五年）。
对于吕不韦的里籍，文献记载有一些抵牾，《战国策》说：『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史记》则说：『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高诱《吕氏春秋序》为之调停说：『吕不韦者，濮阳人也，为阳翟之富贾。』三者所记分歧，所以后人有所异见。《史记•吕不韦列传索隐》云：『《战国策》以不韦为濮阳人，又记其事迹亦多，与此传不同。班固虽云太史公据《战国策》，然为此传当别有所闻见，故不全依彼说。或者刘向定《战国策》时，以己异闻改彼书，遂令不与《史记》合也。』今考濮阳，《汉书•地理志》云：『东郡，秦置。……县二十二：濮阳，卫成公自楚丘徙此。』又《滑县志》（清同治六年修）载：『滑为冀兖之域，古颛顼高阳氏建都之墟，夏商为豕韦国，春秋为卫漕邑。秦为东郡，汉始置白马县，属东郡。魏为白马国，晋属濮阳国。』今河南省滑县东北有颛顼陵，则濮阳即今滑县是也。再考阳翟，《汉书•地理志》云：『颍川郡，秦置。……县二十。阳翟，夏禹国。周末，韩景侯自新郑徙此。』又《禹州志》（清同治九年修）载：『夏禹所封，谓之禹，意者其有夏后氏之遗风。』『始皇帝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颍川郡。』『秦楚之际，项羽使韩王成以故都都阳翟。』则阳翟即今河南禹州是也。综之，知战国之时，濮阳属卫，阳翟属韩，两地相隔较远，吕不韦究系何籍，似难断定。然《战国策》明言『濮阳人吕不韦』，则吕不韦似为濮阳人。《史记》称吕不韦为『阳翟大贾人也』，王叔岷《史记•吕不韦列传斠证》云：『《索隐》本出「大贾」二字，下无「人」字。《秦始皇本纪索隐》引此亦无「人」字，《通鉴•周记五》同。下文《集解》引徐广曰：「一本云，阳翟大贾也」。是旧本原无「人」字者。』王叔岷所考令人信服，『大贾』下他书所引皆无『人』字。《吕不韦列传》谓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亦透露出吕不韦系往来贩贱卖贵者，行迹不定也，司马迁暗寓吕不韦为阳翟之贾者，非谓其为阳翟人也。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结论：高诱之说可行，吕不韦原籍濮阳，后经商发迹于阳翟，且长居于阳翟而具声名。
二

关于吕不韦的家世，史籍莫详，难以稽考，我们只能作些间接的推测。《战国策•秦策五》有一段记载：『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遗世，愿往事之。」』据此推测，吕不韦应是出身于一个地主兼营商的家庭，且其家营商，非自不韦始，或其祖父及父，已始营商，且富有积蓄。不然吕不韦年壮之时，欲弃商谋国，絶非泛泛商旅辈能有此胆识。不韦既欲捐家谋国，睹天下之大局，故恃其胆识，以秦质子异人为奇货可居。公元前二五九年以前，他『贾于邯郸』，发现异人，认为这是一宗『奇货可居』的交易。于是，吕不韦说服异人，使得异人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又以五百金买奇物好玩，奉而西游秦，游说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以为然，遂求得安国君约以异人为适嗣，并赐名子楚。秦昭王五十六年，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子楚为太子。孝文王旋即死去，子楚代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元年（前二四九），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到前二三七年免相的十余年中，吕不韦辅佐庄襄王、嬴政，主持国务方面，政绩突出。
内政方面。《史记•秦本纪》载：『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絶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秦始皇本纪》载：『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蒙骜、王齮、麃公等为将军。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秦王政元年，修郑国渠，事见《史记•河渠书》：『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从以上史料可知，吕氏为相，布德施惠于民。他广纳贤才，兼取文士武将。于周君不絶其祀，提高秦国声誉。灾年之际，行纳粟，又兴修大渠，使关中为沃野。这与《吕氏春秋》中所倡导的民本思想一致，即『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吕氏春秋•务本》，元至正嘉兴路儒学刊明补修本，以下所引，均出此本。）
外交方面。且不说吕不韦为相之前，审析天下形势，洞察秦国情形，以子楚为奇货可居，倾家以助子楚，最后高踞相位，足见其外交才能。他为相之后，面对魏公子率五国联军攻秦的紧张局面，厚贿魏人在魏王前诋毁魏公子：『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后果使人代公子将。』（《史记•魏公子列传》）又《战国策•秦策五》载，『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他先使蔡泽事燕、张唐相燕，再以甘罗之计，迫使赵王让出三十六县，秦国得以分到河间之地。在诸国斗争中，吕不韦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外交才能。
军事方面。据《史记•秦本纪》所载：『（庄襄王元年），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二年，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四年王龁攻上党。初置太原郡。』在吕不韦为相之时，秦国不断掠土占地，开拓边疆。在这一系列战争胜利的背后，固然是秦国精兵强将的功劳，但同时也离不开吕不韦的决策和指挥。在这些攻城略地的战争中，吕不韦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展示，胜利的果实也为日后秦统一六国打下基础。
文化方面。吕不韦招贤纳士，使宾客人人着所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而成《吕氏春秋》。这也体现出他政治家的敏感性，认为『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吕氏春秋•慎大》）。
吕不韦为相之时，招人才，徕英士，开疆拓土，兴渠著书，号称仲父而独擅国政，非图利之商辈所能为，实有其雄才与志略也。

三

《吕氏春秋》是先秦典籍中唯一可以知道确切写作年代的著作。本书《序意》篇明言：『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高诱认为这里的『八年』就是秦王政即位的第八年，即公元前二三九年。
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以为孔子之修《春秋》，左丘明之成《左氏春秋》，虞卿之为《虞氏春秋》，及吕不韦之为《吕氏春秋》，皆上采《春秋》，下观近世，先后一辙也，此亦即高诱《吕氏春秋序》所谓『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故号曰《吕氏春秋》。
关于吕不韦召集宾客纂集《吕氏春秋》的目的，《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当然，这只是吕不韦纂集《吕氏春秋》目的的一方面。这里还涉及《吕氏春秋》三部分编排顺序问题。司马迁在《吕不韦列传》和《十二纪诸侯年表序》中都称『八览、六论、十二纪』。然高诱着《吕氏春秋序》云：『十二纪、八览、六论。』唐人马总《意林》卷二：『《吕氏春秋》二十六卷。』注云：『吕不韦，始皇时相国，乃集儒士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与高诱序同。自此以后，《吕氏春秋》目次为《十二纪》《八览》《六论》，遂成定本。
《吕氏春秋》为杂家之始祖，《汉书•艺文志》云：『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颜师古注曰：『治国之体，亦当有此杂家之说。王者之治，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治国之道，经纬万端，若拘泥于某一家某一派，则不能尽王治之道。兴杂家之学而为王政之书，所以兼儒墨，合名法，集诸家之长而为施政之本。吕不韦召集宾客撰《吕氏春秋》，非仅与诸公子争强，而意欲融众家之长，而为一代兴王典礼者也。其《不二》篇云：『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故其书兼及百家，而以治国理政为核心，提出了一整套的政治主张。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是要『纪治乱存亡也，知寿夭吉凶也』（《序意》）。它的政治主张的基础是『法天地』，认为只有顺应天地自然的本性，纔能无为而行。《十二纪》为国家之政治纲领，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原则以行时政，故春令多言生，夏令多言教，秋令多言兵，冬令所言治道之术、臣道之分，皆是政治思想。由于治道万端，《十二纪》所不能尽者，所以《八览》《六论》详细言说君道治术。
《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的核心为虚君实臣与民本德治。《吕氏春秋》主张君道虚，臣道实。它认为人类应按照天地之间的关系来建立君臣之间的关系，只有摆正君臣之间的关系，君臣各行使其职责，互不干扰，国家纔能昌盛，所谓『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圜道》）《吕氏春秋》还认为：『昊天无形，而万物以成；至精无象，而万物以化。』（《君守》）因此，君主要处虚无为。君主为何要无为而治呢？《吕氏春秋》从两个方面加以论述。一方面，从认识论上分析，君主不可能全知全能，必然有所局限。克服这种局限，必然利用臣下之能，它说：『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任数》）另一方面，《吕氏春秋》认为，君主如果去做本该臣下做的事，会带来很多弊端，因为『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阿主之为，有过则主无以责之，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君守》）所以说：『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任数》）那么，君主如何做到无为而无不为呢？《吕氏春秋》认为，最根本的是君主要反诸己而治其身，所谓『主道约，君守近，太上反诸己，其次求诸人』。（《论人》）其次，君主做到无为而无不为在于求贤用贤，它说：『古之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得其经也。』（《当染》）第三，君主要正名审分，设立百官，同时能控制百官。对于百官，君主应做到『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审分》）。只有如此，君主才能够达到无为而无不为了。
除君道无为外，《吕氏春秋》还提出了一整套以民本思想为基础、以仁政德治为核心的治国方略。它认为民众是国家安危存亡的关键，即『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务本》）。在这一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吕氏春秋》又提出了以德治为主以赏罚为辅的方针，一方面认为『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爱士》）。另一方面，在施行德政的前提下，赏罚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用民》）。《吕氏春秋》认为，德治的主要内容在于提倡忠孝礼乐，尤其重视孝的作用，认为孝是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它说：『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吕氏春秋》同时重视忠，认为孝是忠的基础。它要求人臣要忠于君主，它说：『为人臣不忠贞，罪也。』（《权勋》）此外，《吕氏春秋》也十分重视教育和音乐，在三夏纪中集中阐述教育和音乐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
从内容上而言，《吕氏春秋》的价值除了其政治思想，还在于保存了很多不见于先秦古籍的资料。如《吕氏春秋》保存了很多古代卫生医学方面的知识，第一次全面记载了我国乐律计算法的三分损益法，对天文历法方面的记载也较为详细，还保存了战国时期重要的农业思想和农业技术理论。总之，很多毁于秦火的先秦古籍，其思想内容赖《吕氏春秋》得以保存。

四

《汉书•艺文志》杂家类着録：『《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此后的史志目録皆将《吕氏春秋》归入杂家。除梁庾仲容《子钞》、宋《崇文总目》、宋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等将《吕氏春秋》着録为三十六卷，诸家书目皆着録为二十六卷，与现存《吕氏春秋》卷数相同。从《汉书•艺文志》到《新唐书•艺文志》，《吕氏春秋》一直被官私书志所著録，在同类书中并不多见。《吕氏春秋》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十二纪》每纪五篇，计六十篇；《八览》每览八篇，只《有始览》为七篇，计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计三十六篇，《十二纪》后有《序意》一篇，所以总计一百六十篇，约十一万言。
《吕氏春秋》在东汉末年就有了注本。卢植曾着《吕氏春秋训解》，惜已亡佚。目前流传下来的《吕氏春秋》最早注本为东汉末高诱的《吕氏春秋注》二十六卷，高诱少从侍中卢植学，寻绎此书，以为大出诸子之右，后『复依先师旧训，辄乃为之解焉』（《吕氏春秋序》）。高诱《吕氏春秋注》的着録见于《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通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録解题》等，说明高诱的《吕氏春秋注》广为流传。高诱评价《吕氏春秋》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又说《吕氏春秋》『大出诸子之右』等，这都成为后世研究《吕氏春秋》价值的重要观点。此后历代文人既昧《吕氏春秋》杂家之义，又鄙薄吕不韦的人品，未曾给《吕氏春秋》作注。直至清代毕沅，采集群言，集卢文弨、谢墉、钱大昕、孙志祖、段玉裁等十二位博儒大家之说，成《吕氏春秋新校正》本。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吕氏春秋》版本是元至正嘉兴路儒学刊本，亦即毕沅所称元人大字本。该刻本前有遂昌郑元佑序，序称此本为刘节轩先生所手校，陈昌齐《吕氏春秋正误》所称《元刻刘节轩校本》亦此本也。郑序后题『嘉兴路儒学教授陈泰至正』（下有阙文），所阙之字，清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王颂蔚《写礼庼遗集》作『十』字，清叶德辉《书林清话》、缪荃孙《艺风楼藏书记》作『六』字，明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李瀚本亦作『六』，或作『六』是也。总目后有《镜湖遗老记》，『镜湖遗老』即宋贺铸。据《镜湖遗老记》和郑序可知，此本由镜湖遗老校定后为刘节轩所得，刘节轩校定之后传至其子刘贞。刘贞至正中为嘉兴路总管，他请郑元佑作序，于至正六年（一三四六）刊于嘉兴路儒学。此本后成为明代诸多刻本的底本。
明时版本，刻者较多。主要有李瀚本、许宗鲁本、张登云本、姜璧本、宋邦乂本、宋启明本、刘如宠本、汪一鸾本、凌稚隆朱墨套印本、朱梦龙本、黄之寀本、吴勉学本、李鸣春本等。明代《吕氏春秋》版本复杂，有官刻本、私刻本、翻刻本。其中许宗鲁本、张登云本、宋邦乂本较为精善。
明时刻本李瀚本、张登云本皆从元至正本出。李瀚本仿元本重刊，与元本无太大差异，而有脱误。此本刊后，多有书贾以此本充元本。清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子部』指明：『李瀚有重刻元大字本者，刻于弘治十一年河南巡抚任内，二十六卷末有「弘治十一年秋河南开封府许州重刻」一行，版心刻大小字数，本依元本旧式。书贾往往割去重刻序及卷尾末叶，伪充元刻。』张登云本乃明翻元本，此本前有『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陈世宝订正，河南按察司佥事朱东光参补，直隶凤阳知府张登云翻校』，为精校之善本。
稍晚于李瀚本，许宗鲁本尤为精善。此本前有嘉靖戊子许宗鲁序、高诱序，总目之后又《镜湖遗老记》，此本字多古体。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序》云：『从宋贺铸旧校本出，字多古体，嘉靖七年刻。』蒋维乔等认为：『毕氏校本虽仅称引此本三条，但毕氏所校，实多从此本而出，且此本有《镜湖遗老记》，而无郑元佑序。盖此径据宋本而非转从元本出也。』（蒋维乔等《吕氏春秋汇校》）然叶德辉认为：『许宗鲁之多古体字，亦其所自造，而非出于宋元。』（《郋园读书志》）虽然不能完全断定此本出于宋元，但此本精审之处值得肯定。
许宗鲁本后，又以明万历云间宋邦乂刊本较为精善。此本前有琅琊王世贞序、方孝孺《读〈吕氏春秋〉》、高诱序，每卷标题下刻有『云间宋邦乂、张邦莹、徐益孙、何玉畏校』。后宋邦乂子启明重刻此本，削去其余三人，独留其父名，并加其名。蒋维乔等认为，毕沅《序録》所称宋启明本实为宋邦乂本，因为参校者钱大昕『所读为宋邦乂本，即《四部丛刊》所影印者，书端有钱大昕印』（蒋维乔等《吕氏春秋汇校》）。又此本多同于李瀚本、许宗鲁本，故此本从李、许诸本出也。《四部丛刊》本乃据涵芬楼藏明宋邦乂本影印。
清代《吕氏春秋》最具影响力的版本当属毕沅《经训堂丛书》本。此本初刊于乾隆五十三年（一七一五）灵岩山馆，附有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序』、高诱『吕氏春秋序』，『新校吕氏春秋所据旧本』『书内审正参订姓氏』『吕氏春秋总目』『吕氏春秋附考』『旧跋《镜湖遗老记》』。其所据旧本主要为元人大字本、李瀚本、许宗鲁本、宋启明本、刘如宠本、汪一鸾本、朱梦龙本、陈仁锡奇赏汇编本。清汪中《述学补遗》有《吕氏春秋序》（原注：代毕尚书作），其文曰：『余向所藏，皆明时刻。循览既久，辄有所是正。于时嘉善谢侍郎、仁和卢学士并好是书，及同学诸君各有校本，辑为一编，而属学士刻之。』毕沅自序云：『暇日取元人大字本以下，悉心校勘，同志如抱经前辈等又各有所订正，遂据以付梓。』清钱保塘认为：『疑毕氏本属卢氏刻之，属汪氏代为之序，后卢氏不果刻，毕氏乃自刻之，别撰斯序，而汪氏自以其原稿载之集耳，非有两本也。』（《清风室文钞》）据此，则毕氏本实为发挥众长的汇校本。此本虽仍存在较多缺点，但集清时十二位博儒大家之成果，且重视版本的参校，为享誉甚高、流传最广的精校本。后光绪元年（一八七五）浙江书局又据此校刻，收入《二十二子》。

五

《吕氏春秋》学史上，最早对吕不韦及其思想进行评说，见于《史记》《战国策》等文献典籍。司马迁第一次给吕不韦作传，对《吕氏春秋》评价很高，在《史记•吕不韦传》中称『书成悬咸阳门，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在《报任安书》中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将此书与《周易》《春秋》等圣贤著作相提并论。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子》受《吕氏春秋》的影响最为明显，汉代董仲舒受《吕氏春秋》的影响较为深刻。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列入杂家，使《吕氏春秋》成为诸子之一家，后世学者多采用此说。东汉末年，受注书风气的影响，学者对《吕氏春秋》的关注由思想转入对文本的校勘注释。东汉卢植曾着《吕氏春秋训解》，惜已亡佚。高诱在此基础上，复依旧训，为《吕氏春秋》作注，并专门为《吕氏春秋》作序，推崇此书『大出诸子之右』，促进了其书的传播，功不可没。此外，汉代对《吕氏春秋》的天文历法、乐律理论、养生思想、农业技术等思想，从不同程度上加以吸收和阐释。
魏晋时期，抽象深微的玄学理论成为思想的潮流，学士更加关注向心灵深处探索『道』之本原，对构建具体社会理论的《吕氏春秋》失去兴趣，加上名教和门阀观念盛行，吕不韦商贾身份和投机取巧的行为被魏晋名士所不齿，魏晋时期对《吕氏春秋》的研究滑向低谷。但仍能找到这一时期关注《吕氏春秋》的痕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吕氏鉴远而体周』，对《吕氏春秋》评价较高。鲍敬言的『无君论』思想受《吕氏春秋》影响，杂家著作如《抱朴子》《金楼子》《傅子》对《吕氏春秋》都有吸纳和接受，《齐民要术》对其农业思想多有吸收。
隋唐时期文化兴盛，思想多元，《吕氏春秋》重又争得一席之地。史学家刘知几对《吕氏春秋》评价较高，认为《吕氏春秋》『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在史学繁荣的时代背景下，一部分政书，如《群书治要》《意林》《贞观政要》《长短经》，或广稽精要之语，或从史学角度融合其政论思想，或承袭转化其内容，将有关治国理政的文字以类相从，编纂成书以备圣览。《吕氏春秋》以其精言妙语，多备治道，成为它们重要的取材对象。柳宗元作《时令论上》《时令论下》，认为『凡政令之作，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对《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的按月而行时政提出质疑，它预示着对《吕氏春秋》的研究更为深入。
宋代学术繁荣，对《吕氏春秋》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贺铸的《评吕氏春秋》是目前所见的最早评点本，其所作的《镜湖遗老记》对宋代《吕氏春秋》版本流传进行了概括，据此可知宋代至少存在五种《吕氏春秋》的版本，惜已亡佚。《吕氏春秋》的思想内容和编纂体例被宋人全方位的吸收，比如王应麟《困学纪闻》对《吕氏春秋》的称引；沈括《梦溪笔谈》对《吕氏春秋》科技思想的关注，王安石、苏轼等人对《吕氏春秋》哲学、养生思想的涉及；《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等类书对《吕氏春秋》编纂模式的吸收。此外，诸多名家对《吕氏春秋》作出直接评价，比如黄震《黄氏日抄》中提到『其书最为近古』。然而批评者也不乏其人，马端临认为『不韦权位之盛，学者安能忤其意而有所更易乎？诱之言是也』。
元代对《吕氏春秋》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版刻方面。元至正嘉兴路儒学刊本为现存最早刻本，明代李瀚本、张登云本都是据此本刊刻新版。元代对《吕氏春秋》的内容亦有研究。陈澔着《礼记集说》，站在儒家的立场，认为《吕氏春秋》『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然『又能仿佛古制，故记礼者有取焉』。邓牧的《伯牙琴》可能受到《吕氏春秋》上古『无君』和『公天下』思想的启发，以王祯《农书》为代表的元代三部农书与《吕氏春秋》的农业思想亦有诸多暗合之处。
明代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吕氏春秋》刊本。比较重要的有弘治十一年李翰刊本、嘉靖七年许宗鲁刊本、万历年间张登云校本、万历七年（一五七九）姜璧重刊本、万历宋邦乂刊本、万历二十四年刘如宠刊本、万历四十八年凌稚隆套印本等。明朝评点风气盛行，出现以焦竑的《吕氏春秋品汇释评》、归有光《吕子汇函》为代表的汇评本，另有陈深《吕子品节》、陈仁锡《吕子奇赏》、史起钦《吕子纂要》等评点本。以方孝孺、王世贞、王应麟为代表的明代学士文人对《吕氏春秋》的评价较高，对其书的价值加以肯定。除直接评价外，明代部分学者还对《吕氏春秋》思想加以承袭和转化，比如庄元臣《叔苴子内外编》对《吕氏春秋》文本的承袭，唐甄《潜书》对《吕氏春秋》社会历史观的转化，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对《吕氏春秋》中『公天下』思想的响应。此外，明代对《吕氏春秋》的乐律、养生、农业等思想也有所关注。
清代注重对古籍的整理和考辩，对《吕氏春秋》的研究多体现在对其文字的校勘方面。毕沅的《吕氏春秋新校正》是继东汉高诱之后第一次全面校正《吕氏春秋》的著作，毕沅聚集包括卢文弨、段玉裁、孙星衍等古文校勘专家，这些学者的校勘成果都被《吕氏春秋新校正》所吸收，其书成为后世校勘《吕氏春秋》的底本。在干嘉学派的影响下，对先秦古籍的考证兴盛起来，以陈昌齐、王念孙、俞樾、孙诒让等为代表的干嘉学者，对《吕氏春秋》原文和旧注作了全方位的考释。以吴汝纶为代表的桐城派，也对《吕氏春秋》进行点勘和正误，并表现出『以史解吕』的倾向。此外，王绍兰的《吕氏春秋杂记》、李宝洤的《吕氏春秋高注补正》等也对《吕氏春秋》原文和旧注进行疏解。
民国时期，对《吕氏春秋》的研究较多。刘师培、陶鸿庆、刘咸炘、刘文典、范耕研、许维遹、王叔岷等一批学者从事《吕氏春秋》研究。他们的研究具有干嘉风格，并不是系统研究，而是从版本、文字校勘角度，选取《吕氏春秋》某一部分或者某一方面进行研究。许维遹的《吕氏春秋集释》是继《吕氏春秋新校正》后又一部总结性集注著作。蒋维乔、杨宽、沈延国、赵善诒合着的《吕氏春秋汇校》，倡导了辨正《吕氏春秋》文字重在版本的风气。受『西学东渐』风气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摆脱传统注疏形式的《吕氏春秋》研究著作。如胡适的《读〈吕氏春秋〉》一文，以西方近代思想为参照，系统分析《吕氏春秋》中政治思想的利弊。郭沫若着《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第一个对吕不韦作出极高的评价，认为『吕不韦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一位有数的大政治家』，他对《吕氏春秋》政治、哲学的解读，成为后世研究《吕氏春秋》的新课题。


六

《子藏•杂家部•吕氏春秋卷》收録历史上不同的《吕氏春秋》版本及研究著作一○○种，从最初的元嘉兴路儒学刊本到民国学者的研究著作，尽可能多方搜罗，以期完整反映《吕氏春秋》流传及研究全貌。综合而言，本卷所收文献有以下几个特点：
注重名人批校、题跋本的收集。如国家图书馆藏毕沅、李芝绶校跋本，毕沅校、朱彬批校本；上海图书馆藏冯一梅、叶景葵校跋本，谢墉批校本，佚名校本等。这些名人批校本的收録，不仅完善了《吕氏春秋》研究文献，也使得我们更为深入了解名人学术思想。
注重评点本的收集。如上海图书馆藏题名宋陆游评、明凌稚隆批的明万历四十八年凌毓枬朱墨套印本，中国科学院藏明李鸣春评《吕氏春秋》二十六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吴汝纶点勘《吕氏春秋》二十六卷等。历代《吕氏春秋》传本评注、批点本甚少，这些文献的收録，无疑为《吕氏春秋》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注重稿抄本的收録。如国家图书馆藏明庄元臣《韩吕弋腴》、上海图书馆藏清王绍兰《读书杂记》、清于鬯手稿本《香草续校书》，华东师范大学藏清徐时栋《烟屿楼读书志》，国家图书馆藏清姚东升稿本《佚书拾存》等。这些稿抄本的收録，对于《吕氏春秋》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子藏•杂家部•吕氏春秋卷》也搜集民国时期的各种《吕氏春秋》研究专著，或其他学术专著如于省吾《双剑誃诸子新证》、郭沫若《十批判书》、金其源《读书管见》等中有关《吕氏春秋》研究的相关部分，以飨读者。

二〇一七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