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祖荫（1830—1890），字凤笙，号伯寅，别署少棠、郑盦，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潘祖荫的一生，因家世显赫，少时得祖辈荫庇，壮年后久任京职，屡秉文衡，入参枢机，遍交天下名士。同光之际，吴大澂、王懿荣、胡义赞、赵之谦、沈树镛、汪鸣銮、李慈铭、叶昌炽等聚居京中，时行雅集，泛舟赏花，书画品评，赏鉴古器，潘祖荫即是其中重要的组织者。潘祖荫在与这些人的交游中，书信成为他们沟通的重要媒介。遗憾的是，留存下来的潘祖荫和他们之间的信札被分散于各个馆藏单位，读者更是难得一见。而苏州博物馆作为国内外收藏潘祖荫书札最多且最为完整的单位，据统计，约有1500余页700余通。苏州博物馆藏潘祖荫书札，是1960年代至1990年代间陆续征集而来，其中有大阜潘氏、迎春坊张氏等旧藏之物，受信人凡十余家，装为册页、手卷等形式，共计二十册（卷），数量之大，为国内公私收藏所罕见。写信时间主要集中于潘祖荫壮年、晚年。内容涉及治政、赈灾、金石收藏、藏书刻书、家族事务等各方面，尤其涉及潘祖荫本人身体疾病、父亲去世回乡守制、购买古籍善本与青铜器等，揭示了前所未见的细节。书札所用信笺、印章，形式多样，尺寸各异，可见晚清文人制笺、用笺的风尚和文人情结。此次，我社将苏博珍藏的这批信札四色影印出版，并附以释文，同时为每位受信人撰写人物小传。

潘曾玮

潘霨

陈彝

赵之谦

沈树镛

吴承潞

吴大澂

殷如璋

胡子英

潘祖谦

吴昌硕

彭福孙

潘志万

叶昌炽

潘祖年

病起自作箋 常言家國事


——潘祖蔭書札的幾個維度（代序）








今人治史，重視未刊稿，尤重日記、書札之屬。日記有數十年不間斷者，可視爲一人一時期之歷史，堪爲研究國史、乃至世界史之補充。書札則你來我往，途中浮沉，散落各家之手，總不免瑣碎凌亂，搜集不易，故學者往往擇其論世論政、論學論文者，拈出重點一二事，詳加考證，發爲議論，即從大處著眼，此固無可厚非，而於作者之生活細節，鮮加關注。是不知其人，而論其世，可乎！而今人既有日記手稿，又有大宗書札存世者，能作兩相配合研究者並不多。晚清名臣、蘇州籍金石家潘祖蔭之大宗書札，融藝術性、文獻性、歷史性於一體，頗具代表性，誠不可多得。


潘祖蔭（一八三〇—一八九〇），字東墉，小字鳳笙，號伯寅、鄭盦、蘇舫[1]。江蘇吴縣（今江蘇蘇州）人，出生于京師米市胡同。十九歲時，以祖父潘世恩八十壽辰，賜恩賞給舉人。清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壬子，以探花及第，朝考授編修。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四月，潘世恩卒於京邸，潘祖蔭蒙恩以翰林院侍讀候補。此後仕途順利，屢膺恩賞，歷任工、刑、禮、兵、戶五部尚書、軍機大臣，加太子太保銜，卒諡文勤。著有《攀古樓彝器款識》《潘文勤公奏疏》《鄭盦詩文存》《芬陀利室詞》《潘文勤日記》，編刻有《滂喜齋叢書》《功順堂叢書》等。生平詳見《清史稿》卷四一一本傳、李慈銘《誥授光祿大夫太傅工部尚書潘文勤公墓志銘》、潘祖年《潘文勤公年譜》。


潘祖蔭本人酷嗜金石之學，所藏大盂鼎、大克鼎，爲國之重器。同時又熱心傳古，於家藏古物擇其精者，請人摹拓考釋，寫定付梓，以廣流傳。同光之際，吴大澂、張之洞、王懿榮、胡義贊、趙之謙、沈樹鏞、汪鳴鑾、胡澍、李慈銘、陸心源、葉昌熾等聚集京中，衆人時行雅集，泛舟賞花，書畫品評，賞鑑古器，潘氏儼然爲一時盟主。數十年間，其與諸家論學鑑古，多有函札往來。百年以來，迭經離亂，故家收藏，前賢手澤，零落四方，所幸近數十年間，古物往往化私爲公，大抵歸于公藏。言晚清之史事與收藏，潘氏書札、日記實爲絕佳之材料。潘祖蔭日記十二册，藏於蘇州博物館。潘氏手札之庋藏，海內外各機構中，蘇州博物館藏一千四百餘頁，亦可稱大宗。


一、形制與裝潢


蘇州博物館藏潘祖蔭書札，受信人計有潘曾瑋（一八一八—一八八六）、潘霨（一八二六—一八九四）、陳彝（一八二七—一八九六）、趙之謙（一八二九—一八八四）、沈樹鏞（一八三二—一八七三）、吴承潞（一八三三—一八七三）、吴大澂（一八三五—一九〇二）、潘祖謙（一八四二—一九二四）、吴昌碩（一八四四—一九二七）、彭福孫（一八四五—一九〇七）、潘志萬（
一八四九—一八九九）、葉昌熾（一八四九—一九一七）、潘祖年（一八七〇—一九二五）及殷如璋、胡子英，計十四家。以上十四家中，多者如潘祖謙逾三百餘通、八百餘頁，少者如潘曾瑋、趙之謙、潘祖年僅兩三通。


按裝幀形式分，爲手卷、册頁兩類，但也并不完全一成不變。其中，手卷又分兩種，一種爲潘祖蔭致潘祖謙手札卷，全卷均爲潘祖蔭書札；一種爲《諸賢同群》卷，卷中僅有一部分爲潘祖蔭致吴昌碩手札，其餘爲同時期清人手札，前有清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二）辛丑四月陳兆熊題“諸賢同群”四字，上款“福五尊兄大人”，正是卷中主要受信人程福五。


册頁也可分爲兩種，一種爲經折裝，如潘祖蔭致沈樹鏞手札册，瓷青紙封面由吴梅題簽“潘文勤公手札。紫東先生寳之。吴梅敬書”，係迎春坊張氏舊藏，紫東即補園主人張鍾來（一八八一—一九五一，字紫東）。此種以沈樹鏞上款爲主，分裝兩册，第二册最後附裝趙之謙、潘霨兩家上款數通，此二册均可全部展開，閲讀方便。另一種爲常見的蝴蝶裝，潘曾瑋、陳彝、吴承潞、殷如璋、潘志萬、葉昌熾及潘祖謙的大部分，均爲此裝幀形式。不過，内中也並非完全相同，小有差異，如潘曾瑋、殷如璋兩册封面用楠木面板，日久已有包漿，古雅之氣，油然自生。致吴承潞一册用瓷青紙封面，已經破損，封面原簽“潘白寅侍郎尺牘”（並鈐“呂仙君誕生于壬戌”白文印）磨損，模糊不清。致胡子英、潘志萬各一册，封面早已失去，更有甚者致吴大澂、彭福孫兩家僅存散葉而已，原册面目，無從知曉。致潘祖謙者，除一卷二册保存相對完整外，尚有三百六十開，以體量計，當有八至十册之數，然各册早已混亂無序，加之霉爛嚴重，近始重潢，雖經整比，于分册既無依憑，仍無頭緒。


目前所見，蝴蝶裝册頁中，致陳彜三册最規整，係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左右陳福增得之坊肆，因原已殘破，乃加以重裝，用普通木面板，而請名家鄧邦述、潘昌煦、蕭蛻、沈敬德、顧建勛、李泰來等題簽、題跋。如今此種看似首尾完整者，實内有殘缺，更令人意外者，其原裝卻并非册頁。


早在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七月十二日翁同龢曾經寓目這批書札，《翁同龢日記》中留有“題潘文勤予六舟書札卷後”[2]的記錄，跋文抄稿見《上海圖書館藏翁同龢未刊手稿》，謝俊美《翁同龢年譜長編》全文移錄，其中有云：





歲庚寅大雨，永定河決，浸近畿各州縣。時吴縣潘文勤公以尚書兼順天府尹事，而儀征六舟陳公爲府尹，請粟于朝，告糶于各行省，求助于京士大夫，不遑寢食，愍民無算。此四巨卷，皆文勤與六舟籌賑書，最後兩紙，則公絕筆也。余與文勤久故，余性迂緩，而文勤敏捷，相左也。然自總角交至垂暮，意氣之合，無如吾兩人者。余嘗以賑務問文勤，曰：“六舟何如？”文勤舉手曰：“仁人，仁人。”今觀其書，自六月至十月，已累百幅，則六舟之相與往復籌度者可知也。……今年六月，六舟告歸，而永定又決，朝廷發粟急賑，一二好義之士亦或冒巨險，持餅餔與攀木升屋、忍飢待死之民相呼吸，不知當事者亦遑遑劫劫如文勤與六舟耶？抑澹然鎮靜而事無不舉耶？展此卷，因記所聞見於後。光緒丙申七月十二日。[3]





據翁氏記述可知，陳彜將潘祖蔭論賑書札裝成四個大手卷，並請友生題跋。蘇州博物館現藏陳福增所得三册，應屬四大卷中的一部分。陳氏得書札時，翁同龢手書跋文已經失去，僅留有佚名殘跋：





右潘伯寅先生手札，皆在京與吾鄉陳六舟先生言振務者，時陳方尹順天，潘兼管順天府尹也。





諸家未攷出其人，玆以行文、書跡推測，頗疑出揚州大方（方地山，原名方爾謙）手。如今三册前有簽條、引首，後有題詩題跋，若非見翁同龢跋文抄稿，實在無法想象，原札係手卷裝。


從寫信時間、内容考察，致沈樹鏞者作於同治閒，爲較早者，蓋沈氏卒於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言古籍善本、石刻碑帖之訪購爲多。致吴昌碩、潘志萬二家者，作於光緒九年四月至十一年（一八八三—一八八五）潘祖蔭回蘇守制期間，求吴昌碩刻印，囑潘志萬刻書、印書（《藏書紀要》等）。致葉昌熾者，作於光緒十一年、十二年（一八八五—一八八六）間，彼時葉母病劇，次年五月卒，潘氏函中時加問詢，並約其爲編書、刻書。致陳彜者作於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時潘祖蔭兼管順天府事，直隸水災，札中多論賑災，係其去世前數月内所作。


致潘祖謙者數量最多，時間跨越同治、光緒兩朝，内有一册，專言裝箱打包，雇車船扶柩回鄉事，作於光緒九年（一八八三）春，其父潘曾綬去世後；另一大卷用純白素紙，皆言四叔潘曾瑋喪事者，作於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


潘祖蔭書札記事詳于日記，字用草書，更爲流利，用箋款式多樣、多出自製作。惟短箋大多不記日月，繫年匪易，因此自清末潘祖年編《潘文勤公年譜》至潘佳《潘祖蔭研究》（二〇一三），皆未多涉及，至爲可惜。今得大宗，細加研讀，與潘祖蔭日記相互參證，可補潘氏生平之疏略。





二、用箋與製箋


唐宋以來，隨著經濟發展、手工藝的進步，文人日常所用文房日臻精美，單就箋紙而言，明清以後，品類愈發繁多、圖案愈發複雜、雕刻愈發精細、印刷愈發講究，從主體、圖案、工藝、紙張、配套等各方面看，均達巔峰。因此，“多姿多彩的箋紙，從文人筆札詩翰的實用之物，逐漸升格爲賞鑑把翫以致饋贈詩友的文房清供”[4]。晚清文人中，製箋用箋品中，除了備受推崇的曲園老人俞樾[5]外，潘祖蔭製箋、用箋實堪重視，爲研治吾國木刻水印藝術不可多得之材料。


從目前所見潘祖蔭書札中，首先可直觀看到其所用的數十種箋紙，其次從書札所述内容中，也可發現其關於箋紙的相關論述與記錄。致各家書札裝潢各有不同外,潘祖蔭所用彩箋雖然樣式繁多,各册卻反有相同者。縱觀蘇州博物館藏潘祖蔭書札，不難發現其所用箋紙，可粗分爲潘氏自製箋、他人製箋二類，兩類下又可細分爲幾小類。


他人製箋中，坊肆製箋，如“天盛義”款文房清供箋，“義盛”款八駿圖箋。松竹齋製“鳳尾”箋，有“清鶴頭丹。伯和作”及“松竹”字樣。“鴻文”懸磬六行箋，“榮陞齋”製冰梅紋箋，松茂室製“武陵散霞”箋，“大隆”款六行箋。麗華堂“古塼文”箋，右下角有“麗華堂拓”四字，另有“延年當”箋、“羲之愛鵝”箋等。其中，數量最多的是胡氏含英閣製箋，潘祖蔭與含英閣往來頗密切，前文所述，蘇州博物館藏有潘氏致胡子英書札一册，但含英閣製箋卻更多出現在致潘祖謙書札中，粗略統計，約有十一種：





“雙柑簃寫”梅花喜鵲箋，有“含英閣製”四字印款；


“大吉羊宜用”塼文箋，左側有“含英閣”三字；


鼎箋，左下角有“含英閣”三字印章款；


“仁壽”塼文箋，下方有“含英閣製”四字；


水仙箋，右下方有“含英閣”三字；


“沉醉西風”菊花箋，左側有“含英閣製”四字；


“秋耀金華”菊花箋，右側有“含英閣製”四字，左下角有“子英”印章款；


“恭喜恭喜”箋，畫二人作揖，右下角有“含英”二字印章款；


折枝梅花箋，右側有“含英”二字；


太祝酓鼎銘箋 ，銘文下方刻“太祝酓鼎銘字，含英閣主人摹”字樣；


建初銅尺箋，左側有“含英閣摹刻”。





潘祖蔭致胡子英書札中，除了物色、購買青銅器、書畫碑帖之外，也有製作印泥、刻箋印箋的記錄，如第十七通云“箋速刻速印”，第四十九通云“薄高麗紙箋允爲做，先付樣一看，即做爲妙”，皆是其證。由此可知，含英閣經營古董字畫之外，也承攬一些製作印泥、箋紙的生意。潘祖蔭在京自刻的箋紙，可能有一部分即由含英閣刻版、刷印。


潘祖蔭所用坊肆製箋中，有一批爲無坊肆名稱者，如角花箋（致沈樹鏞二０２）、雲紋箋、古印箋、“聼春館詩詞製箋”、“書帶分香”箋、紫薇山館製“漢鏤錯弩機。馨山摹古”箋、“浣花牋紙桃花色”八行“薛濤箋”（致沈樹鏞）、“讀畫道人慕濤作箋”、“慕濤軒製”拳石箋、柳谷寫“得和圖”“羅浮香影”“疏影調琴圖”“平沙落雁”。同治庚午（一八七〇）閏月小輞川橅“隋文帝仁壽三年專”箋、“漢吉祥文專”箋。同治丙寅（一八六五）前後樂荆館之“浣香女史手繪”花草箋，有菊花、海棠；樂荆館另有“湘子畫第二百子牋”之“風箏圖”、“湘子繪百子圖牋之三”“演劇圖”、“姚湘子自製百子圖牋之一”“捉迷藏圖”，可能是潘氏購置，也可能是吴大澂所製“龍節”箋一般，是親友所贈。


親友所贈製箋中，最值得重視者，是潘祖蔭族人親友製箋。潘氏一族自乾隆末年，科第蟬聯，家風儒雅。潘祖蔭大伯潘曾沂（一七九二—一八五二，字功甫，號小浮山人）因其父潘世恩八十大壽，道光帝親賜燈彩，曾在蘇州修葺老宅，闢賜燈簃，請常熟籍畫家胡駿聲繪《賜燈簃圖》，並以之爲藍本，摹刻“賜燈簃圖”箋。此箋目前所見有三種版本，前兩種爲潘曾儀、潘儀鳳（一八二六—一八七六，號東園）父子先後刻印，一版左下角有“東園摹”三字，一版無之，圖右側題詞三行，文字内容完全相同：





道光己酉上元，潘功甫舍人爲尊公太傅祝八十壽，稱觴於賜燈簃中，自製歌臺柱聯云：“最難在熱鬧歡場，見花草精神，庭階結構；原來是太平好景，有笙歌院落，燈火樓臺。”一時傳頌稱羨。虞山胡駿聲因寫此圖並識。





此與《小浮山人自訂年譜》所載合，時在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至同治間，潘祖蔭致陳介祺書札中，仍用此箋。而舊刻箋版可能已經損壞，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潘祖蔭囑吴大澂重繪“賜燈簃圖”箋，囑趙之謙題記，重刻一版。此事除潘祖蔭所用箋紙爲直接證據外，另有潘祖蔭致吴大澂書札爲旁證：





家有賜燈簃圖箋，今已模糊，擬重刻之。已屬撝叔題字，並懇吾弟照撝叔所批駁者重繪一紙（箋），以便付刻也。均初信到否？此上清卿館丈，蔭頓首。[6]





潘祖蔭重刻一版，與前兩版相比，最明顯的差異，是胡駿聲題識在圖右，趙之謙題識在圖左，趙氏題識内容由其重擬，與胡氏完全不同。


潘祖蔭重刻自家所製箋，“賜燈簃圖”箋並非孤例。在其致潘志萬書札册中，有幾開使用“小浮山人”款“蘿蔓峰”箋，原爲潘曾沂製箋。就在此册中，潘祖蔭就曾囑潘志萬重新翻刻，如第五通囑咐碩侄“箋照摹”，第二十二通云“蘿蔓峰牋想已爲摹之，並祈即用此種紙用藍色印五十張來也”，第八十二通云“箋板甚好，十三元廿九來面繳也”，則箋版由潘祖蔭出資，托潘志萬辦理也。重覽此册，可以發現潘祖蔭所用“蘿蔓峰”箋，確爲藍色，不免讓人懷疑，是否就是潘志萬經辦重刻版刷印之物。潘祖蔭致吴昌碩書札中，有一通則潘志萬所製“墨松矦”箋，人物右側下方有“笏庵艁牋”四字。


潘祖蔭父親潘曾綬（一八一〇—一八八三）兄弟四人中，潘祖蔭用箋有潘曾沂製者，也有潘曾瑩（一八〇八—一八七八）、潘曾瑋製者，獨不見潘曾綬署名刻箋，不免令人感到疑惑。僅就蘇州博物館藏潘祖蔭用箋中，潘曾瑩製箋有一枝梅箋，上有同治乙丑（一八六五）星齋題詞。另有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橅漢初平洗銘箋兩種，一有潘曾瑩題記，一署“若侯手橅”。還有一種“微波”水紋箋，更爲複雜，相同的水波圖案，卻可分三種款式，第一款僅印水波紋；第二款除水波紋外，左上加印“微波”二字；第三款比第二款于“微波”旁多“星齋”印章，由此可知，此箋很可能最初由潘曾瑩所製。


潘曾瑋製箋，有其題詞、子重寫“仙嶺栖霞”、“蒼巖積雪”套箋；“養閑製箋”款之蕙譜套箋。蘇州博物館藏潘祖蔭書札中，致潘曾瑋、潘祖謙父子者最多，尤其後者。書札中就數次談及箋紙，如第八十三通云“箋紙乞惠一百張，當不吝也”，又第二〇三通云：





蘭箋有一品字樣，望多印四五匣，淡紫色者爲要。至屬至屬。餘色不要也。





蘇州博物館藏潘祖蔭書札中，蘭箋有數種，但未見淡紫色者。不過，卻有幾種書札提到的箋紙實物，其一是龜箋，其致潘祖謙書札第一〇二通問“所乞任阜長畫箋，如何”，至第一一三通云：





濟之二弟手足：得書具悉，所畫龜甚細，不能刻箋，可否懇任薰畫大龜作箋，又畫幾個大喜鵲（合數者則八），大妙大妙。必須粗筆，乃易刻了，且相稱耳。兄事事爲難，唯發病不可說不可說。此頌元安。兄蔭頓首。廿日申刻。





第三〇〇通又云“阜長畫箋，甚妙甚妙”，第一〇四通則囑咐“箋及所畫龜箋，早寄來爲屬”，書札中提及的龜箋與喜鵲圖案箋，在潘祖蔭致潘祖謙各札即可見到實物。龜箋，整張箋紙上只印一老龜，別無文字。喜鵲圖案的箋紙，則是潘祖蔭使用最多的八囍齋箋中之一款，整張箋紙上印八隻翻飛的喜鵲。


潘祖蔭一生所用齋號多大數十百個之多，八囍齋無疑是較常用者。單就目前所見潘氏自製箋紙，八囍齋箋款式爲最繁雜，約近十種。八囍元素在箋紙上的體現，分爲明、暗兩個系統。


明八囍者，第一款爲梅花一枝自左下角朝右上斜出，上有大大小小八隻蜘蛛垂絲而下，左上角有“八囍齋牋”四字款。第二款爲老梅枝幹橫出繞垂，喜鵲一隻立於樹幹，作仰天鳴叫狀，右上方有“八囍齋牋”四字（致潘霨）。


暗八囍者，均只有八圖案而無文字。第一款即上文所記八個喜鵲圖案。第二款爲八隻蜘蛛圖案，蜘蛛主題，又可一分爲二，一種爲大小近似的八隻蜘蛛，一種爲兩大六小八隻蜘蛛（致殷如璋3）。第三款爲梅花一枝自下橫出，上方有大蜘蛛二隻垂絲而下。


另外，還有圖案爲純文字者，一款爲八個大小相同的“囍”字，四字相叠，排作兩行；另一款上“八”下“囍”兩字，這一款又分無外框、有外框兩種情況。若加上“報喜圖”箋，“八囍齋牋”就可達十种。“報喜圖”箋圖案，左側一厖踞草間，昂首望天，空中有鳥振翅而飛，當是喜鵲。


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多的八囍齋箋，與潘祖蔭本人熱衷於製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潘祖蔭曾在致吴大澂書札中，詳述自身對製箋之觀點：





箋也者，所以寫字者也。今之箋紙，往往刻字滿紙，令人可厭。故兄自造之箋，不欲令有字，即有之，不過數字。今欲造壺箋，以紫印之，其上只題“千載一時”四字，仿詔版字體，俟吾弟暇後，將壺送去，對面寫照也。一壺曰“千載一時”。兄有三時壺，應曰何？若四時壺，則四時和，謂玉燭矣。清卿仁弟，蔭頓首。[7]





此札首先坦言潘氏製箋不喜文字多，反觀其用箋確實如此。正因如此，不少他所用的純圖無字箋，很難斷定爲潘祖蔭所製。潘祖蔭用箋中，有不少是無文無圖的素箋。素箋有用染色紙、有蠟牋，也有白紙或玉扣紙。單色紙中，還有少部分是廢物再利用，如潘祖蔭致潘志萬書札册中，有一通用紅箋左下角有顛倒的四個小字“受業宗培”，另一通用褐色箋，同樣左下角有顛倒的五個小字“受業孫儒卿”。致潘祖謙書札中，亦有一頁左下角倒寫“受業錫恩”。應該都是利用門生的拜帖未寫字的帖尾，而潘祖謙、潘志萬均至親，故不避嫌用之。上海圖書館藏《潘文恭公家書》一部，均使用寫過的信箋背面，雖已經裝裱成册，但墨痕依然清晰可見。


其次，潘祖蔭請吴大澂爲繪時大彬壺圖案製成箋紙。此款箋紙，見於蘇州博物館藏潘祖蔭致沈樹鏞書札册中，整張箋紙中央繪一紫砂壺，下方刻圓形底款，有陰文“大彬”二字，時壺正上方刻有大篆“千載一時”四字，可見潘氏與吴大澂最後商定的方案，是刻一把時壺。與此箋相配，潘祖蔭另外刻了“千載一時”四字印章，很可能出於趙之謙之手。此印不但見於蘇州博物館藏潘祖蔭書札中，同樣見於館藏《潘祖蔭日記》稿本上。


前文潘祖蔭夫子自道，偏好圖案簡明、元素單一的箋紙，以其自製自用箋證之，確實如此。潘祖蔭書札中，最常見者爲方框箋、帶框四行箋。雖然圖案簡單，卻並非毫無考量，製作簡陋。其實，越簡單的圖案，越可能千變萬化，如帶框四行箋，框有粗、細、粗細適中之分，框的顔色有青、紅、藍、紫、粉、銀等，其中銀絲框均用染色紙印，箋紙尺寸隨框大小而變化。如果再將印刷用紙的不同材質、不同顔色考慮在内，僅四行箋便有數十種款式。反而有齋號的四行箋，在潘祖蔭書札中轉不多見，在致潘志萬一册中，僅見“沇鐘堂箋”一種，另有“艅黬堂”箋，亦四行。


潘祖蔭于行格箋之外，所製畫箋亦有數十種之多，圖案以動物、植物主題爲主，而箋上標名者仍不甚多。蘇州博物館藏潘祖蔭書札中，見筍箋、竹簡箋、“竹平安室”箋三種而已。其中，筍箋有兩款，一刻三彎尾筍、有根鬚，相互倚側，右下方有“筍牋”二字；一亦三筍，稍小而直，相互堆疊，且無根鬚，亦無款字。“竹簡”箋則爲十一行十字的淺綠色長格，上下邊爲竹節狀弧形圖案，左下角有“竹簡”二字。無款字的竹子圖案箋，潘氏還用過兩款，一見致潘曾瑋書札册，用暗紅紙印印竹一叢，出四五枝者，枝葉頗密，一通書札兩頁，圖案恰好一正一倒；一見致吴昌碩書札，用玉扣紙印竹一叢兩枝，一正一斜者，斜者橫出，故箋紙略濶大。


潘氏製箋之植物主題類，除竹、筍外，還有青草、蘭花、柳樹、西瓜、蘿蔔青菜、牡丹花、梅花、番荔枝、麥等圖案。草箋，雖只刻草，印成箋便如生于水畔，令人作池塘春草之想。蘭箋有兩款，一爲折枝，一花二葉，花開十瓣；一爲一叢兩莖，花開並蒂，據《潘文勤公年譜》記載，潘祖蔭曾獲賜蘭花，此箋或爲紀恩而製。潘祖蔭又有“八蘭齋”印，用於書札之上。柳樹箋亦分兩款，俱刻五株柳樹，一款爲五柳排成一行，相互交錯，一款作上二株下三株，相互錯落，與“補萬柳堂”箋之饾版套印滿紙綠柳不同，爲單色刷印。西瓜箋，刻四個西瓜，藤蔓纏繞，或寓瓜瓞綿綿之意，然亦是單色。此主題内，饾版套印者尚有蘿蔔青菜、牡丹花、梅花三種。此處梅花特指滿樹梅花箋，枝幹、花朵分二色、兩塊版印，用色不同，箋紙面目自然不同，常見者如致潘曾瑋、葉昌熾者，係黃幹花作梅紅色，較稀見者，爲致吴大澂所用者，枝幹褐色，花作粉色，日久花多褪色，故一眼望去，如枯樹狀。因此，稍不注意，可能會將不同顔色的同版箋紙，誤當作不同的兩版。


對以動物爲主題的潘氏製箋稍加梳理，發現圖案有雙魚、蝙蝠、鶴、豬、牛、 鹿等。雙魚箋分兩款，一肥一瘦，並作遊弋狀，另有大鱖魚與酒壇相配者。鶴箋亦分兩款，一回首獨立，一雙腳正立。蝙蝠構圖與八囍齋箋之八隻喜鵲相近，不過是六隻蝙蝠上下翻飛，可稱六福箋。鹿則與綬帶鳥、籃魚爲伴，或含壽祿有餘的吉祥寓意。


動植物主題之外，潘祖蔭製箋圖案復有水波、日、月、一團和氣、船、書房等。水波紋箋，與前文所擧“微波”箋之直綫作水波略異，波紋如絞絲狀。日紋較月紋常見，圖案爲一輪紅日，從綠色海浪中升起，如旭日東升，用色潑辣，大紅大綠，除潘祖蔭外，罕見人用之。由於刷印用色、用紙的不同，箋紙實物呈現的面貌也存在差異。月紋是綫描圓月當空，上下綫勾雲紋，如月上中天。一團和氣箋，圖案十分傳統，僅略加縮小，按綫條刻畫，分陰、陽兩款。船箋兩款，第一款爲一船挂帆，破浪前駛；第二款一葉扁舟，舟子立船頭，行于水上，岸有綠樹，如在風雨中。潘祖蔭致潘祖謙書札中，用此箋頗不少，其中第一四二通告潘祖謙道：“此箋則風雨歸舟，可知其意。”然則，此箋可名曰風雨歸舟矣。


縱觀潘祖蔭的製箋、用箋，可知其於花箋一道，深富實踐經驗，並自有定見，可惜未能形諸著述，以致其名不及徐琪、俞樾。但從留存的箋紙實物衡量，製箋、用箋的方式，更爲多樣而具體。


潘祖蔭用箋，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別家似乎無人過之。那便是將印章與箋紙加以融合。前文言及，潘祖蔭致吴昌碩書札中有一頁書房圖案的箋紙，無文字，繪書房一角場景，一架一几，書架、几案雜堆古籍，左下角鈐“三蘇仙館”綠色方印，右上角倒鈐一綠色方印“分廛百宋移架千元”。“三蘇仙館”爲潘氏齋號之一，曾見四行箋上亦鈐此印，而“分廛百宋移架千元”一印與箋紙畫面極爲契合，同時揭示出潘祖蔭對古籍善本收藏的追求，意欲步武黃丕烈。


潘祖蔭書札中用印，按鈐蓋位置分，有引首、押角、騎縫等情況，其中押角最多。印章成爲重要的裝飾，尤其是潘祖蔭所用部分素箋之上。依印章内容分，又有干支、齋號、警句閑章等幾類，可與《潘祖蔭日記》書衣所鈐者互爲補充。玆將蘇州博物館藏潘祖蔭書札中用印列舉如下：





“古樂軒”朱文方印、“辛巳”白文長印、“報國在年豐”朱文方印、“御賜六松僊館”、“賜蘭堂”朱文長印、“分廛百宋移架千元”朱文方印、“三松仙館”白文方印、“蔑曆居”朱文方印、“金石錄十卷人家”朱文方印、“予性顓而嗜古”朱文方印、“如願”朱文豎印、“如願”朱文橫印、“佞宋齋”朱文豎橢圓印、“說心堂”朱文方印、“古壎軒”朱文方印、“杜晏慧開翟伯壽葉少蘊晁子止王復齋尤延之之間”朱文長方印、“快哉軒”白文方印、“八蘭齋”朱文方印、“賜蘭堂”朱文長印、“君若笑時我也笑”白文方印、“丙戌”白文方印、“識韓簃”白文方印、“雲自無心水自閒”白文方印、“廿鐘主人”白文長方印、“癸未”朱文方印、“蚊睫居”白文方印、“攷秦燔所不及”朱文方印、“大阜邨”朱文方印、“寙園”朱文方印、“攀古樓”朱文竪橢圓印、“佞宋齋”朱文方印、“科斗唯唯”朱文方印、“匋匋室”朱文方印、“醉來黑桼屏風上艸寫盧仝月蝕詩”朱文方印、“梅花喜神之館”白文大方印、“八願齋”白文方印、“古錞于室”朱文方印、“鏟跡寮”白文方印、“桃花流水扁舟”朱文方印、“蠅須館”白文方印、“龍自然室”朱文方印、“盧橘盦”朱文豎橢圓印、“戊寅”朱文長印、“八願齋”白文方印、“吉祥喜語”白文長方印、“平安”朱文戳記、“喜”字朱文戳記、“加餐”朱文方印、“丁丑”白文長印、“八囍齋”白文方印、“丁丑”朱文長印、“丹楓艸閣”白文方印、“顨喁閒”朱文方印、“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朱文長方印、“瓦屋”朱文長印、“金石洞天”朱文方印、“攀古”朱文方印、“快哉軒”白文小方印、“舟聼雨綠”朱文方印。





潘祖蔭書札用印時，自然會考慮其内容、大小與箋紙相配合，如潘氏晚年病目所製一尺大的巨箋上，加蓋的便是“梅花喜神之館”之類的巨印。而根據箋紙顔色、圖案、鈐印等物質屬性，能爲編排書札順序、考訂寫作時間等提供輔助。如致吴昌碩信札中最後兩通用普通綠色四行箋無甚特色，卻與致潘志萬一册中有相同者，兩者從寫信時間上看，約略同在潘祖蔭回鄉守制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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