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铭枢（1889—1965），字真如，广东合浦曲樟（今属广西）客家人 ，北伐将领，抗日名将。任民国政府军事委员、广东省政府主席、代理行政院院长，建国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系民国时代国民党上将，铁四军的元老。民革的创始人之一。二〇一九年五月，陈铭枢的家属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档案馆捐赠一批珍贵的陈铭枢档案（现保存于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为我们了解陈铭枢的生平经历、友朋交往、佛学研究、诗词唱和、书法创作贡献了宝贵资料。这批档案以陈铭枢与近现代政界、佛教界、出版界著名人士的通信为大宗，包括政界领袖如毛泽东等，学界耆宿如吕澂、熊十力等，佛学大德赵朴初、巨赞法师等，此次汇总书札中陈铭枢与友朋论学书札200余通，辑为《陈铭枢友朋论学书札》三册，从中可探察陈铭枢在佛教思想传播、佛教资料出版等方面所做的努力，较翔实地反映了他参与的文化活动与思想动态。这批书札为补充与考证一些重要史实与人物思想演变，推动陈铭枢与近现代佛学、文化的互动研究提供了充分条件，它的出版对推动近现代佛学发展史以及文化史都有积极意义。

欧阳渐、林志钧、吕澂、熊十力、叶恭绰等，详细目录见书。

前言


陈铭枢,字真如，晚号一缘，1889年10月15日出生于广东合浦（今属广西）。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民主革命，后历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等职务。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陈铭枢领导十九路军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1933年在福建组织成立福建人民政府，主张抗日反蒋。1949年后，陈铭枢任民革中央常委，其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1965年5月15日因病在北京去世。


陈铭枢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爱国人士，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是坚决抗日的爱国将领和政治活动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战友和诤友。无论是在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都发挥过积极作用。正如1989年习仲勋在“陈铭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发言所说：“陈铭枢先生的一生，是热爱祖国、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亲密朋友”。王任重曾为纪念陈铭枢题词：“中国共产党的诤友。”这些都是对陈铭枢一生的高度评价。


除担任军政要员的角色外，陈铭枢又是诗人、书法家和佛学家，可谓能文能武，亦儒亦佛。近现代历史上，陈铭枢以“学者型将军”闻名，不少时人评价他有学问、有才干，素有“想做学者圣贤，又想做英雄和政治家”的抱负。陈铭枢能诗善书，于书法用力颇深，工楷书、行草，字字坚实，有北碑之风采。书法家潘伯鹰曾论其诗与字：“勇猛缘慈悲，缠绵孕刚烈。填胸久万端，适可快一发。试听微笑中，意较怒尤决。”钦佩之意溢于言表。


2019年5月，陈铭枢家属陈佛仔、陈佛新、陈小涟，代表陈氏家族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档案馆捐赠一批珍贵的陈铭枢档案（现保存于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这批资料对于我们了解陈铭枢的生平经历、友朋交往、佛学思想、诗词书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档案共分46卷，总计目录1100多条，内容以书札、公函、诗歌、日记、书法、著作手稿为主，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料价值，同时也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陈铭枢档案中保存的友朋往来书札规模可观，总量达500多件，涉及重要人物200余人，以陈铭枢与近现代政界、佛教界、出版界著名人士的通信为大宗。其中既有与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人的书信，也有李济深、张澜、王宠惠、于右任、王世杰等政治人物的墨迹，还有欧阳竟无、熊十力、吕澂、虚云、王恩洋、叶恭绰、巨赞、赵朴初、张竞生等佛教、学术界名人与陈铭枢的往来书札，这些未刊书信真实反映了陈铭枢关注政治、潜心佛法的思想和心路历程。


鉴于学术界对这批珍贵文献的研究需要，我们从中辑录出陈铭枢与佛教界、文化界名人的往来书信200余件，进行整理点校，取名《陈铭枢友朋论学书札》（以下简称《书札》），分装三册出版，以飨学界。过去囿于资料限制，相关研究多倾注在陈铭枢军事、政治领域的作为方面，对于他与佛教界、文化界的关联互动，则关注甚少。此次较为集中地披露出陈铭枢与近现代学界的这批往还书信，可以深刻探察陈铭枢在佛教思想传播、佛教资料出版等方面所做的努力，有助于我们更多了解他参与学术讨论和文化建设的思想动态。


这批论学书札中，陈铭枢与欧阳竟无、吕澂、王恩洋、熊十力等人的来往信札占据大宗，时间大多作于1940年代，主要围绕佛学思想争鸣、佛学机构兴办、佛学书刊印刷等内容展开。综观通信人物，基本上以支那内学院师生为核心圈。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陈铭枢与熊十力交往时间甚久，二人间的书札为此前各类文集所未收，尤具重要价值。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是熊十力新唯识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通过对佛教大小乘的论证，熊十力开始致力于突出儒家思想的精华，与其师欧阳竟无的佛学主张分道扬镳。而这一思想转折的痕迹，从他给陈铭枢的书信中便有清晰的反映。


从清末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佛教界一直处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变动发展之中。这一过程中，陈铭枢因为思想取向、政治资源等各种因缘，牵涉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历史时期佛教改造的方方面面。《书札》收录了1950年代陈铭枢与赵朴初、巨赞等佛教界上层人士的函札，也有与黄有敏、徐令宣等佛教青年信徒之间的来往信函，对了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佛教协会成立、《现代佛学》刊物创设，以及新时期佛教思想的变迁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为了更好地呈现这批书札的内容，发掘其史料价值，我们努力将研究与整理结合起来。全书整理以求真为宗旨，尽可能保留文本的原始形态，除明显的错字、衍字加以标注改正外，一律遵从原文。原文内容凡有疑问之处，均以编者注或按语的形式加以说明。释读、句读、分段、小传、注释等，严格遵循体例，尽可能地排除己见，尊重各时期的语法习惯，不伤其文气，不损其语脉。


在编校过程中，首先考证书札的写作时间，理顺次序，对写信人的生平、交游、论著等信息加以注释，以便读者能深入了解文本内容。其中，对书信写作时间的考订，以编者注的形式系于信札末尾。不过，不少书信属于学术类书札，基本以思想论辩为主，往往缺少可供参考的时空坐标，故考订时间并非易事，难免有误，还请读者谨慎参考。《书札》采用释文和原札参照的方式排列，既方便研究者充分利用史料，也有利于读者在图文对比中纠正一些无法避免的讹误。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书札》中草书函札占多数，识读难度较大。不少书札的信息如日期、人名缺失，或仅有简称、代称。有的函札已有损坏，字迹漫漶，辨识困难。还有很多书札夹杂着极为冷僻的佛学术语，对于佛学门外汉的整理者来说具有极大挑战，编校工作始终异常艰难。可以说，识读、考证、校注书札的每个环节，均是一项繁剧劳神的学术工作，非长时间的专业训练和知识积累恐难尽如人意。因本人学识浅陋，对佛理领悟不深，整理中难免错谬，恳请读者理解并指正，以便将来有机会再予完善。


本书的整理与出版，得到陈铭枢家属的大力支持。陈小涟女士、陈佛新女士、陈佛仔先生慷慨捐赠档案，后又积极推动书札出版，并对整理过程出现的困难始终给予关心和帮助。朱邈、南江涛两位先生热情联络，促成多方合作，厥功甚伟。近代史研究所马忠文研究员从档案整理到书札出版各环节倾注大量心力，没有他的指导、帮助和鼓励，本书是难以问世的。华东师范大学裘陈江先生熟谙近代稀见文献，拨冗细致校对书稿，匡正错误，查遗补缺；山东大学武绍卫先生专研佛教史，应允审读全书，破解佛学知识的难点，对提升书札的整理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林锐、张剑、张朝发、赵庆云、李开军、楼望杰、肖亚男、黄志刚诸位老师，不厌其烦地帮助解决字迹识读疑难问题。茹静、杨巍巍两位老师也贡献了不少宝贵意见。编辑潘云侠女士工作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疑点和细节，为本书增色良多。总之，本书的顺利出版，凝聚了许多师友的心血和劳动，时值《书札》付梓之际，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


王波


202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