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为日本江户到明治时代所制作的一百五十多种古墨的汇集，主要反映古代东亚汉字文化圈内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的墨的制作情况。日本古墨在形制方面既吸收了中国古墨的特点，同时也结合本国的文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古墨的制作年代主要集中在日本江户、明治等时期，形态不一，极大地融合了日本的古典美。全书以图版为主，并附解说文字，书后附有对日本墨的制作工艺的相关研究和历史上日本对中国古墨的收藏情况的简介。本书的出版，对于想要了解日本古墨的大致情况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无

序
范景中

日本文房用具，從9世紀起，即與我國有文化交流的記載。唐代詩人吳顗《送最澄上人還日本序》云：貞元二十年(804)九月二十六日最澄上人臻於海郡，“ 謁太守陸公，獻金十五兩、築紫斐紙二百張、築紫筆二管、築紫墨四挺、刀子一、加斑組二、火鐵二、加火石八、蘭木九、水精珠一貫 ” 。又過了近兩百年，北宋的雍熙元年（ 984 ）日本的一些高僧浮海到中國敬獻的各種物品亦有納金硯、鹿毛筆和松煙墨。那時松煙墨能夠用於進貢，可見其珍貴，而且也珍罕。

日本墨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天正年間(1573 －1592)松井道珍創辦古梅園。這座墨坊的建立正值萬曆年間 (1573- 1620) 程君房與方于魯的墨法盛行之時，日本製墨或樹為樣板，有所取益，然鮮見記聞。高濂《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和托名屠隆的著作《考槃餘事·墨箋》皆未言此事。明末清初的藏墨家萬壽祺（1603 －1652)論墨，述及舶來之品，也只草草地寫道：“禮失而求諸野，夏失而議諸荒服；君子所以悲後世也。貢金九牧，其五在外；山海之產，不盡嵩岱；是亦坐諸門外之義耶！”大有輕視之義。然而，日本製墨家卻一直不懈地想盡辦法向中國學習。到了康乾年間，他們已獲得了顯著的成績。爾時，中國的製墨巨擘是曹素功，日本的製墨名家是松井元泰。松井氏的祖上皆為製墨業高手，身為御墨工，多次賜官為掾，松井元泰也受封為和泉掾。

呂實夫說他：“平居無他嗜好，唯修業是樂：不以萬物而易之，不以百藝而先之；觀墨色以當花月，嗅墨香以當沉檀；耳目手足之好，以墨而注；憂悲愉佚之感，以墨而舒；幾五十年一日也。”（《古梅園墨譜》序，下引同 ）凝心於墨，不動如山，全因緣於父親的遺願。其父名元規，號東廬，“ 好學博贍，工詩。自歷史子集及家乘小說，苟系乎墨事，莫不抄寫以洗鍊。盡授諸文（即元泰），而以未得支那真傳為恨。” 雖然，東廬仍然幸運，因為元泰“ 性孝，雖學不如父，而擴父之所授。朝夕旁搜遍蒐，又咨詢於四方。至若磨治追琢，十倍於父。唯以父志之未遂，銘骨嘗膽。特稟官，遐遊崎港，與東渡寓子客館解墨法者，舌戰對論，悉得其法。” 其法，即中國墨法也，這給日本墨大步改革帶來了劃時代的轉機。

松井元泰不但虛心且極其敬業，據說還身體力行遠涉重洋到中國學藝，但我未見史料，不敢斷信。不過，他自己留下了向中國墨工學習的記錄，他說：“家父始考唐法……余欲繼父志以窮其業，向賴長崎鎮臺，通書唐客，傳彼墨方二品，依法精製焉。又元文己未夏，蒙官許，親到崎，過唐客數人，究其詳審矣。”古梅園圖譜中的幾種墨，見證了這一段史實，例如“新渡唐墨”，墨上有雙行楷書云：“ 用日本官工古梅園家製松煙煤；大清官工徽州程丹木監造。” 這種墨分大小四種，對此，松井元泰還記下了當時的情景：“ 己未秋予在崎港日，以家製之松油二種煤，附（付）歸帆之唐客。”此言他把製墨的材料讓返國的唐客帶回以供中國墨工鑒定，翌年他就到了回饋：“ 庚申冬𡽪州官工程丹木以唐膠劑製墨數十挺遠寄，是予家百世可寶。以吾國煤所製之唐墨，前世未聞有之，諒可謂天下之珍墨乎？” （《古梅園墨譜》，亨字卷，第六至第八頁）

除了製墨的方法，松井元泰對中國墨的裝飾也很迷戀。一般來說，墨在乾燥後，用刈萱的根將表面的灰氣磨去，再用棕櫚毛上色後，就輪到外飾了。墨的外飾會依時風而定，自古以降日本向以金箔裹墨為美。然而，松井元泰既嫌其費用高昂，又厭其跟風俗華，於是他再次轉向中國，受滋養的“日本眼光”又看到了一個閃光點的世界，他說：

近年多改用“漆光磨”，這項技術始於明朝的方于魯，以豬牙或兔皮之類的材料，像用砥石一樣刮磨墨後，其表面就會像上過漆一樣，發出美麗的光澤。此外也會使用霜色。滑石能夠避潮，所以存放墨時，通常會在其表面塗一層滑石粉。這種粉的顏色質樸自然，亦不失為一種天然的裝飾。（《古梅園墨談》第21 －22頁；刷印時間不詳，書名頁題“古梅園編纂墨談”，卷尾末行長條框內云“板在南都椿井町松井和泉掾家” ）

他所製的幾種御墨為了裝飾的美觀，也專門請了中國印工予以雕鐫：“右數品之墨印，清國徽州印工汪君奇、新安印工詹受天以彼地鐵梨木雕刻。泉州恪中龔氏將來，予特蒙官許得求焉。此墨為家製第一品。”這些精製的墨呈現出的品格之高，竟讓他舍不得市鬻出手，並告誡子女說：“如上數件真墨，不須量價以賣與他要，只囊藏珍襲，永遺豚兒，或送上貴家及親故，或有由而懇索者不在此限。他日為我兒孫執守勿違。” （《古梅園墨譜》亨字卷）

松井元泰以謙敬向善的積極開放的精神考求唐法，這種賞鑒的眼光實在非同一般，它反映了日本墨努力的方向，反過來，這一日本墨史劃時代的轉變也影響了中國人的感受。吳郡有一位文士叫沈草亭，其號采風外史，到長崎辦事，無意中使用了古梅園所製的墨，濡筆間竟獲得了一種親近自由的驚喜，下面是沈氏的自述：

余自幼性愛鍾王，課誦之餘即臨池法帖，未常少倦，十年後，間有所得，遂遍求文房中之利器以助揮灑。有愛我者，贈余鼠鬚之筆，易水之煤，端溪硯，齊紈素。當斯時也，書寫之間，腕中若有神助。無如好物不堅，未幾惟剩一硯於案頭，而佳煤銳穎已罄盡無餘矣。自後作書，終不及前之光潤，而有一種枯澀之形，露之於筆。是以復遍處訪求，穎則獲焉。二十年來，奔走於秦楚燕韓趙魏齊梁吳越之間，而煤終不可得。每自歎不得與李廷珪同時為恨也。吾黨之中知余有嗜墨之癖，或有以昔之方于魯，今之曹素功所造之煙，以助於用。蓋此二公所製，可以稍資揮灑，其奈贗者多而真者少，每一握管即興衰而止。臨池之興，久已不舉。今因採辦來崎，崎之諸君子知余頗擅詩文且能書寫，索者盈門，殆無虛日。或遇風雅之士，贈余筆墨者，紛紛不一。初試其毫稍為掣肘，未見其精；復試其煤，以寫《蘭亭》，但覺毫尖滋潤。初猶不以為異，及書竟而觀光彩，融合濃淡之間，既無油俗氣，又無枯淡慘澀之形，中心訝之。復載濡毫，以書草聖，兼寫《黃庭》，臂腕之間，儼如前之若有神助，而淋漓光潤浮滿乎毫端，燁燁於紙上。（《古梅園墨譜》，書名頁署：“ 玄玄齋松元泰撰，柳枝軒茨方道梓。”寬保二年刻本，元字卷，序第十至序第十三頁）

大概這是中國人使用日本墨的最具體的敘述，文字背後透露出了一般的書法愛好者在當時的境況。沈草亭的這些文字寫於乾隆三年，可能還是個別的事例，大約過了半個世紀，日本墨終於贏得了更多人的傾賞。徐康回憶平生感遇，特意為它記述了一筆：

日本國最重文墨，所製隃麋，甲於東灜諸國。嘗刻《古梅園墨譜》，前後編仿程、方者，曰“仿唐”，繪畫細若豪芒，系領帑而造……道光中葉購得多品，皆有本色木匣，較勝中華之用漆。一曰“九英梅”，面詩，背折枝梅花九朵，闊漆邊，極光潤。一曰“達摩尊者渡江像”，無邊，貼金……（徐康《前塵夢影錄》卷上，光緒二十三年刻本，六葉反面）

這是嘉道年間的風情。到了民國，中日往來更為頻繁，大藏書家董康印書也看重了日本墨，他曾說：“ 在古梅園購碎墨十斤寄滬，以印《盛明雜劇》二集。墨本徽城名產，然近十年來參用洋煙，縱增其值，徒飾外觀，施之梨棗，反不如日本產之黝黑而有光也。” （董康《書舶庸譚》卷一，中華書局，2013年，第10-11頁）當然，那時不僅古梅園的墨為人所重，連美濃紙也成為迷人之物了。

現在我們手中的書卷展示的是一部日本古墨的圖錄，當代人的眼睛如何評價，如何看待，如何利用，它提供了一個可資參考的框架，也是一件珍貴的古墨文獻。我不懂日本古墨，雖然只能從文獻上略述陋見，卻也從這部圖錄中學到了大量的知識，因此深深佩服圖錄的作者丁德朝先生，這也讓我想起一些往事。2015年我主持的北宋刻本《杭州西湖昭慶寺結蓮社集》學術研討會，探討的是中國上拍以來的雕板印刷第一品，那正是丁先生經手的。接著我又連續獲知2016年的濱田德海收藏的敦煌遺書、2017年的晚唐五代刻本《妙法蓮華經卷二》、2018年的五代開運四年版畫《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像》、2021年的明代金陵版《本草綱目》，都是丁先生經手流轉的珍異無比的寶物，更是感動無既。這些書籍史上值得紀念的往事，不僅顯示出丁先生的愛好和能力，更重要的是標志著他為中日文化交流所作的有益的貢獻。翻著這部圖錄，浮想聯翩，漫然草此小文，以當嚆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