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珍品，其巨大的文献价值、版本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早为世人所熟知，现存残卷的规模虽不及原书的百分之四，但每一册《永乐大典》都是一座资料宝库。本项目计划整理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摄影本《永乐大典》（全五册）。由于这些摄影本所据的嘉靖副本不知所踪，因此这部分摄影本也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该摄影本主要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原藏越南河内远东学院的四册八卷，即卷2260—2261、2266—2267、2404—2405、8628—8629，另一部分为原藏英国伦敦图书馆的一册二卷，即卷11368—11369，共计五册十卷。此外还有两残叶，即卷1187第二十、二十一叶，原本则下落不明。

册 号          卷 数

第一册          卷二千二百六十之二千二百六十一

                    卷一一八七

第二册          卷二千二百六十六之二千二百六十七

第三册          卷二千二百四之二千二百五

第四册          卷八千六百二十八之八千六百二十九

第五册          卷一万一千三百六十八之一万一千三百六十九

摄影本《永乐大典》简介
谢冬荣
摄影技术（又称照相技术）发明于西方，晚清时传入我国。摄影技术何时用于复制书籍已不可考。与传统抄录之法相较，它不仅有助于保存古籍原貌，而且避免了人为的讹误。民国时期，图书馆已经普遍藉助摄影技术复制保存珍贵古籍，因而出现了不少摄影本之书。摄影本《永乐大典》即是其中之一。
国家图书馆收藏有少量的摄影本《永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主要是袁同礼先生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入藏的。袁先生十分关注《大典》。他持续追踪、著录《大典》存世卷目，多次发表、更新《<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在此基础上，他也通过各种方式搜集《大典》嘉靖原本和联系复制副本。一九二四年，他在《<永乐大典>考》一文（载《学衡》第二十六期）中首次详细列举了《大典》现存卷目，并提出要将藏于国外的各卷《大典》“亟宜择要影摄，仿今西法景印”，而国内公私所藏，“宜借出景印，俾不湮没。他日次第刊行，流布海内，固艺林之快事也” 。
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后，袁同礼先生积极推动平馆致函海内外公私藏家，商请录副复制。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六号馆讯中有“《永乐大典》副本之交换”条：“《永乐大典》一书，收罗宏富，卷帙繁多，兹与海内公私藏家，商洽借钞。并与美国国会图书馆、英伦博物院、河内远东学院诸处，交换副本，以广流传云。”一九三〇年二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一号对其进展情况予以说明：“本馆前曾函请海内外公私藏家，将所存《永乐大典》准本馆录副庋藏。除上月已与美国国会图书馆、英伦博物馆及河内远东学院商定交换、录副办法外，本月又承上海东方图书馆寄到五册，供本馆影钞。又吴兴刘翰怡先生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均先后来函，允与录副云。”及至第六号，载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和十二月馆讯中有“新摄《永乐大典》”条，内称：“本月内英国牛津大学来函，谓本馆委托影摄之《永乐大典》已开始摄影。又河内远东学院亦来函，谓已影照，不日寄平。又加拿大葛斯德华文库前购入《永乐大典》二本，近亦借与本馆录副云。”
此次影印出版的摄影本《大典》共计十一卷，都是国家图书馆所藏，入藏时间应该就在一九三一年前后。各卷的具体情况如下：
卷一一八七，韵目为“二支”，辞字韵，内容是《系辞》，现仅存第二十、二十一两叶。袁同礼《<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载《图书季刊》一九三九年第三卷第一期）著录，收藏者未详。
卷二二六〇至二二六一、二二六六至二二六七，韵目为“六模”，湖字韵，内容都是湖名；卷二四〇四至二四〇五，韵目也是“六模”，苏字韵，内容为姓氏；卷八六二八至八六二九，韵目为“十九庚”，行字韵，内容为事韵。以上四册八卷，原藏越南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
卷一一三六八至一一三六九，韵目为“十一产”，简字韵，内容为书简。此册《大典》系英裔澳大利亚人莫理循（一八六二—一九二〇）旧藏，后赠予英国驻华外交官甘伯乐（一八六一一九二七）。甘伯乐于一九一七年九月捐赠伦敦图书馆。一九七一年四月，美国古书商马丁·布雷斯劳尔有限公司从拍卖会上购得此册《大典》。
上述十一卷《大典》原本现都已经下落不明，有赖这些摄影本方才得以保存。由此我们更应该感谢当初袁同礼先生主持制作摄影本的举措，无论怎样赞誉其意义和价值都不为过。
一九六〇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影印本《大典》已据摄影本收录了这十一卷。此次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再次据摄影本出版，其意义有二：一是本次出版以摄影本为基础，按照《大典》尺寸和样式进行仿真影印，完整反映各卷册的本来面貌；二是纠正了中华书局本的错误，如卷二四〇五第十一叶前半叶第四行中的“圣惠方”应为书名，中华书局本没有套红，又第十五叶前半叶第四行书名“西王东牟先生集”中“西”字为误增字。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积极开展《大典》的仿真影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摄影本的出版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笔者相信它必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大典》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