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先父王振铎，字天木，河北保定人，生于1911年。1934年至1935年就读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后相继在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从事科研工作。1949年后，历任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兼顾问等职。他曾兼任中国自然科学史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名誉理事长，并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著作包括《科技考古论丛》《东汉车制复原研究》等。
先父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亦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他参与了蔡元培先生创立的中央博物院筹建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天安门广场新建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形式设计总设计师及陈列设备总工程师，其设计成果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所体现的民族风格亦在国际上享有声誉，为中国博物馆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祖父王宗玺，曾任上海龙华兵工厂与保定航空署总工程师，是中国首位研制三引擎飞机的工程设计师。后在家中自设工坊，先父遂于此学习车、铣、刨、钳等金工技艺，熟练操作各类机床，并接受系统的古文献研究训练，为日后研究中国古代机械工程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祖父与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交谊深厚，丁先生建议引导先父投身中国古代机械工程研究。先父遵循其指导，一生专注于此。他在指南车、记里鼓车、司南与罗盘、张衡地动仪、汉代冶炼鼓风设备、宋代水运仪象台等方面的复原与研究，皆为代表性成果。与一般科技史学者不同，先父不局限于泛论通史，而是聚焦于科技发展史上的关键节点，致力于通过复原模型实现实证研究。他始终自视为“博物馆的科学工作者”，主持研制百余种古代科技模型，生动展现了中国古代先民的智慧与中华文明的辉煌历程。
在整理先父书信过程中，我们发现1949年之前的信札存世极少，仅见北平研究院同事吴世昌的婚宴请柬、燕京大学同窗谢国彦的报丧书等零星材料。而与先父交往密切的旧识，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以及董作宾等赴台同仁的来信，则片纸无存。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举办的“中国传统手工业展览会”上，先父制作的古代科技模型获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嘉许，陈氏曾专函表彰，然此信亦已遗失。可见1949年前与旧友、同仁的往来书信大多散佚无存。此或与先父对当时政局的失望有关——傅斯年曾三次邀其赴台大任教，均被婉拒。为与旧时代划清界限，他可能自行处理了这批信函。
本书所收信札分为两类：一为先父与亲友间的私人通信，二为先父与相关机构的往来公函。下文拟从工作、学术与交游三方面略作介绍。
一、博物馆建设方面
此次出版的信札中，相当一部分是先父担任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期间的留存信件。其中包括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等机构的往来函件，以及与中国文学外文杂志社闻时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谢冰岩等个人的通信。这些公私信函均与当时的行政管理工作直接相关，保存目的在于存档备查。
先父因长期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深谙博物馆日常业务。1950年，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西谛）将其调任博物馆处处长，主要负责全国博物馆的业务指导工作。因此，他与各省博物馆馆长联系密切。中央博物院在民国时期为国家级博物馆，1949年后改组为南京博物院，其地位与性质发生变化。南京博物院的文物陈列工作，需与曾昭燏院长等反复商讨规划，故与曾院长的往来信札颇多。此外，与赵青芳、梁白泉、宋伯胤等院长的交流信件亦为数不少。
先父其实并不长于行政管理，他将治学的严谨细致用于行政事务，事无巨细皆要求严丝合缝、一丝不苟。对于全国新成立的博物馆，从选址到最终的文物陈列，每个细节他都亲自过问，悉心与新馆负责人沟通。工作琐碎而繁重，他仍坚持亲力亲为。当时郑振铎担任文物局局长，在如何保护北京古建筑及各领域文化遗产等问题上，两位“振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常有争论。本书收录了一封1949年郑振铎致先父的信函。
二、学术研究方面
在中国古代机械工程研究领域，有两位专家与先父联系尤为密切：一位是清华大学教授刘仙洲先生，另一位是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陆敬严先生。两位先生虽属两代人，但研究方向均为中国古代机械工程通史。他们的研究内容离不开先父对古代机械工程关键节点的精深把握，故彼此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与深厚友谊。例如1954年4月28日刘仙洲致先父的信：
天木先生：
数月前拜访一次，适值先生正在开会，未获晤谈。当将拙编《中国在原动力方面的发明》一文交裴文中先生转致先生，请指正。昨日又到团城拜访，知已搬至东四文化部办公。因时间已晚，恐去后将到下班时间，故未前往。我最近又接写《中国在传动机件方面的发明》一文。其主要内容为：绳带传动；链条传动；齿轮、齿杆和轮系传动；凸轮传动；杆的传动等等。先生从前所写的《指南车》《记里鼓车》两种，都是轮系传动的最重要材料。“候风地动仪”一种，是最好的杆的传动材料。我打算择要采入一部，并复制图版七八个，一律说明采自您的论文，希望您俯赐准许！又先生对于记里鼓车和候风地动仪的推测，都非常的正确，极为难得，惟对燕肃指南车的推测，尚有几点，愿与先生一商：(一)雪堂的藏齿轮范，先生推测为棘齿轮范，恐有问题。(二）先生模制的指南车，似是燕吴两种指南车的合并，若推断燕肃的指南车已有铁坠子和悬接的小平轮，证据似乎不大够。（三）先生对吴德仁指南车没有十分搞清楚，和Moule的说法相似。（四）殿版《宋史》及《愧郯录》的载燕肃指南车的叙述“繫小輪一匝”之“繫”字，在百衲本《二十四史·宋史》中系“擊”字，我以为较好。（五）说他们所据之原理为“差动齿轮机”，不合，因为仍是普通齿轮系。（六）先生叙述吴指南车之一段（原文28页）颇受张译Moule文的影响，称“四龟鹤”和“必需设四个齿轮与木仙人下之平轮互相联络”，前者唐“二龟鹤”，后者“必设六轮”，Moule所说的数目不大对。
总之，先生对于古代发明的推测能力是极高的，研究的深入是向来极为钦佩的。以上几个小点，也可能是我看错，但极愿有机会面先生一谈。近因写我国在传动机件方面的发明一文，对各方面有关的文章详读了一下，如愿告我以方便的时间谈半小时到一小时，若能看看先生模制的实物更好，请斟酌赐复为荷！
此致
敬礼！
刘仙洲
四月二十八日
针对刘仙洲先生信中提出的疑问，先父一方面委托友人阴法鲁赴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详查多种版本的《宋史》，澄清了“繫”与“擊”的一字之差，从而解决了齿轮啮合方式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依据宋代技术条件（尚不可能出现伞形齿轮，只能使用平齿轮），论证了差动齿轮结构应用于当时的不合理性。关于罗振玉（雪堂）旧藏齿轮范被推测为棘齿轮范一事，先父认为它更可能是弩机部件，并无传动功能。随后，先父撰写《燕肃指南车造法补证》一文，平和而有力地回应了刘仙洲先生的疑问。这些书信往来，充分展现了老一辈学者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与坦荡包容的学术胸怀，堪为后人典范。
陆敬严先生是先父学术交往中较为年轻的朋友，他主要致力于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近八十年关于指南车制作方法的研究成果。陆先生基于新材料和新视角，撰写了《中国机械史》。从他与先父的多封往来信件中，可见其探索中国机械工程史研究的艰辛历程。
除上述两位先生外，先父还通过信札与容庚、徐中舒、梁思永、邓广铭、白寿彝、杨向奎、谭其骧、周一良等诸多学者交流。信中既有学术探讨，亦不乏工作沟通与情谊叙谈。容庚先生曾任教燕京大学，教授古文字学，是先父的师长。容老曾有一信与先父探讨古器物分类，信中直呼其为“同志”，自署“弟容庚”。梁思永先生（梁启超次子）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从梁先生与先父的往来信件中，可见其对这位杰出考古学家的敬重及同仁间的深厚情谊。周一良先生和谭其骧先生是先父的同学：周先生是其中学及大学同窗，情谊延续一生；谭先生则在燕京大学期间，因于历史地理学卓有见解，被顾颉刚先生委以代课之任，故先父一直尊称其为师。有趣的是，谭先生之子谭德睿致信先父时，始终自称“侄辈”。
三、与李约瑟博士的交往
论及中国科技史研究，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是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的李约瑟即知悉中国有两位学者深耕于此领域：张荫麟先生与先父。然李约瑟来华后不久，张先生即病重辞世。李约瑟通过曾留学英国的钱临照先生了解到先父的行踪。当时先父对西方学者抱有某种天然的审慎态度，认为其来华或意在搜集科技情报。李约瑟曾在昆明、重庆及宜宾李庄等地追寻先父，后者均避而不见。直至1952年夏，李约瑟以国际友人身份方在北京团城与先父会面。李约瑟在其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详细记录了此次会面，并对先父的研究给予高度评价。此后，李约瑟博士继续深入研究中国科技史，着手复原宋代水运仪象台。1958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得知李约瑟的复原计划，立即建议先父发扬“超英赶美”的精神，率先完成复原任务。先父随即绘制出该仪器的工程图纸，并与博物馆工匠通力合作，最终成功复原，并因此当选北京市劳动模范。先父设计监制的水运仪象台模型，长期陈列于国家博物馆（前身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为各地博物馆仿制该仪器的标准样本。李约瑟博士与先父的通信，记载了两位科学家在研究宋代科学家苏颂设计细节时的不同见解。
先父早年生活于中国传统大家庭，又深受新文化思潮影响。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他不断进行判断与选择，努力迈向新生活。在家庭私人信件中，兄弟间的通信极少。他的一位胞兄牺牲于抗日战争太原战役；另有两位异母兄弟，自七七事变后便断绝了往来。异母长妹远嫁美国飞虎队成员，身处异国；唯有异母次妹间有书信联系。在先父看来，世间纯粹的兄弟手足之情甚少，而朋友之谊更为珍贵。他的朋友，多为学术上的挚交。其中关系最亲近者如向达、夏鼐、苏秉琦等，因见面频繁，书信反倒稀少。唯在特殊年代、特定情境下留存的一两封，得以收录于本集，成为他们深厚友谊的见证。
本书的出版旨在通过工作、交游、学术研究等多重视角，使读者得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位卓越的博物馆科学工作者。
王木南李强
202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