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止斋日记》所记的是作者亲身经历，见于邸报、上谕、廷寄或奏阐，从与人交谈或往来书信中获得的信息。翁心存是清代道光、咸丰两朝名臣，日记除记述事实外，还发表自己的看法或主张。通过日记的只言片语，虽非系统论述，却是片段式真实史料，为清史研究之一手资料，当可征信，研清史者或可细细考究。翁心存是清代道光、咸丰两朝名臣，道咸两朝政治、经济、军事、科举、礼仪、吏治等，皆在他留存的《知止斋日记》手稿中有所反映。该版本藏于国家图书馆，是馆藏珍贵稿抄本文献。

總
目 録

第一册

知止齋日記（一）（清）翁心存
撰稿本

道光五年（一八二五）（五月至十一月）一

道光九年（一八二九）（正月至三月）一四三

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十二月）一八七

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正月至二月）二〇七

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十一月至十二月）二三七

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正月至十二月）二八三

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正月、十一月至十二月）五〇一

 

第二册

知止齋日記（二）（清）翁心存
撰稿本

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正月至十二月）一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正月至六月）二〇九

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正月至十二月）二九九

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正月至九月）四七三

 

第三册

知止齋日記（三）（清）翁心存
撰稿本

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十月至十二月）一

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正月至十二月）三三

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七月至十二月）二二七

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正月至閏五月）二六七

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正月至十二月）三二五

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正月至三月）四七五

 

第四册

知止齋日記（四）（清）翁心存
撰稿本

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四月至十二月）一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正月至十二月）一四五

咸豐元年（一八五一）（正月至二月）三三五

咸豐二年（一八五二）（正月至十二月）三五三

 

第五册

知止齋日記（五）（清）翁心存
撰稿本

咸豐三年（一八五三）（正月至九月）一

咸豐五年（一八五五）（正月至十二月）一七九

咸豐六年（一八五六）（正月至四月）四〇一

 

第六册

知止齋日記（六）（清）翁心存
撰稿本

咸豐六年（一八五六）（五月至十二月）一

咸豐七年（一八五七）（正月至十二月）一九九

咸豐八年（一八五八）（正月至二月）四八七

 

第七册

知止齋日記（七）（清）翁心存
撰稿本

咸豐八年（一八五八）（三月至十二月）一

咸豐九年（一八五九）（正月至十二月）二四一

 

第八册

知止齋日記（八）（清）翁心存
撰稿本

咸豐十年（一八六〇）（正月至十二月）一

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正月至九月）二八三

 

第九册

知止齋日記（九）（清）翁心存
撰稿本

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十月至十二月）一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正月至十一月）一一九

 

前言





翁心存（1791—1862），字二銘，號遂盦，江蘇常熟人。清道光二年（1822）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歷官編修，右中允，翰林院侍講，左右庶子，國子監祭酒，奉天府丞兼學政，大理寺少卿，内閣學士，工部、户部侍郎，工部尚書兼署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尹，兵部尚書，吏部尚書，以户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體仁閣大學士；歷充上書房行走，日講起居注官，經筵講官。清教習庶吉士，實録館、國史館、武英殿總裁，上書房總師傅，廣東、江西學政，福建、四川、浙江、順天鄉試考官等，清咸豐九年（1859）因病奏請開缺，咸豐十一年起復，以大學士銜管理工部事務，充弘德殿行走（同治帝師）。謚“文端”。


一





翁心存日記手稿名《知止齋日記》，現存二十七册，記事起於道光五年，止於清同治元年（1862），間有缺損，均珍藏於國家圖書館，其版式及每册起止時間如下：


第一册，朱絲欄，四周雙邊，白口，上單魚尾，版心下方鎸“青雲齋”，半葉九行，行二十四字左右。封面題“使閩日記，附入粤紀程”。時間爲道光五年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二日（題“使閩日記”），載由京城赴福建典鄉試途中見聞及入闈過程等；道光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初一日（題“入粤紀程”），載從福建赴任廣東學政路途見聞等。按，本册部分文字有蟲蛀。


第二册，朱絲欄，有字格，四周雙邊，白口，上單魚尾，版心下方鎸“四寶齋”，尺寸較第一册稍長大。半葉九行，行二十五字左右。封面題“知止齋日記，己丑”。時間爲道光九年正月初一日至二月十一日，載由廣東學政任滿返京途中見聞等；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至道光十三年二月十三日（題“西江輶記”），載由京赴江西學政任及抵任後按試南康途中見聞等；道光十四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題“洪州歸程記”），載從江西學政任返京赴國子監祭酒任等。


第三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題“知止齋日記，乙未，閏六月止”。時間爲道光十五年正月初一日至閏六月十二日，載國子監祭酒任上事及得典試浙江之命等。


第四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題“使浙日記，乙未”。時間爲道光十五年閏六月十二日至十一月十九日（題“使浙日記”），載由京赴浙江鄉試主考途中見聞、闈試過程、返程中便道省親、回京覆命等。


第五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題“瀋行日記，乙未，丙申”。時間爲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至道光十六年正月初七日（題“瀋陽日記”），載由京赴奉天府丞兼學政任途中及初莅任見聞等；道光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至道光十七年正月十三日（題“入關日記”），載由奉天回京莅任大理寺少卿，入直上書房，授六阿哥讀等。


第六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題“知止齋日記，丁酉上”，正文首行題“知止齋日記”。時間爲道光十七年正月十四日至六月二十九日，載大理寺少卿、上書房行走任上見聞等。


第七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題“知止齋日記，丁酉下”，正文首行題“知止齋日記”。時間爲道光十七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載大理寺少卿、上書房行走任上見聞等。


第八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題“知止齋日記，戊戌，至六月止”，正文首行題“知止齋日記”。時間爲道光十八年正月初一日至六月初五日，載大理寺少卿、上書房行走任上事及告養歸程見聞等。


第九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題“知止齋日記，庚子”，正文首行題“遂盦日記”。時間爲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載奉親家居、捐金賑灾、奉親往蘇州就醫并避債度歲等。


第十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題“知止齋日記，辛丑、附壬寅兩月”。時間爲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一日至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三十日，載奉親家居、間赴蘇州及對時局的觀感等。


第十一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及正文首行題“壬寅日記”。時間爲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載奉親避外患於南鄉及九月警息返家、對時局的觀感等。


第十二册，毛裝，無欄格。封面無題。時間爲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十一日至七月十六日（此幾日日記係夾葉）；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至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二十九日，載家居服喪，主講游文書院及對漕務之觀感等。


第十三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題“知止齋日記，戊申”。時間爲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至道光二十九年正月三十日，載主講游文、紫陽書院，葬親過程及準備起復等。


第十四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題“知止齋日記，己酉”，正文首行題“出山日記”。時間爲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載任國子監祭酒，内閣學士，工部左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入直上書房，授八阿哥讀等。


第十五册，朱絲欄，四周雙邊，白口，上單魚尾，版心下方鎸“松竹齋”，半葉九行，行二十三字左右，尺寸較第一册略小。封面題“知止齋日記，庚戌”。時間爲道光三十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載偕諸王大臣恭理喪儀，充實録館副總裁，調户部右侍郎兼錢法堂事務等。


第十六册，版式同第十五册。正文首行題“亦種竹軒日記”。時間爲咸豐元年正月初一日至二月三日，載實録館副總裁任上事等。


第十七册，版式同第十五册。封面題“知止齋日記，壬子”。時間爲咸豐二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載纂《實録》稿本及實録館總裁、左都御史、武會試正考官任上事等。


第十八册，版式同第十五册。封面題“知止齋日記，癸丑”，正文首行題“知止齋日記”。時間爲咸豐三年正月初一日至九月四日，載實録館總裁、户部右侍郎、刑部尚書、工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尹任上事等。


第十九册，朱絲欄，有字格，四周雙邊，白口，上單魚尾，版心下方鎸“松竹齋”，半葉九行，行二十五字左右，尺寸較第十五册稍長大。封面題“知止齋日記，乙卯”。時間爲咸豐五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載管理户部三庫事務、署翰林院掌院學士、查勘慕東陵工程任上事等。


第二十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題“知止齋日記，丙辰”。時間爲咸豐六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載國史館總裁、督工慕東陵、署翰林院掌院學士、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任上事等。


第二十一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題“知止齋日記，丁巳”。時間爲咸豐七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載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任上事等。


第二十二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題“知止齋日記，戊午”。時間爲咸豐八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載上書房總師傅、大學士管理户部事務、體仁閣大學士任上事等。


第二十三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題“知止齋日記，己未”。時間爲咸豐九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載體仁閣大學士任上及開缺後見聞等。


第二十四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題“知止齋日記，庚申”。時間爲咸豐十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載英法聯軍入侵北京及其他見聞等。按，此册中夾有翁同爵日記殘篇。


第二十五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題“知止齋日記，辛酉”。時間爲咸豐十一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載開缺後見聞及起復後以大學士銜管理工部事務等。按，此册蟲蛀較多。


第二十六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題“知止齋日記，壬戌上”。時間爲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至七月二十九日，載充弘德殿行走、實録館總裁任上事等。


第二十七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題“壬戌下”。時間爲同治元年八月初一日至十一月初一日，載充弘德殿行走、實録館總裁任上見聞等。


二





翁心存日記，自然是研究翁心存本人及翁氏家族的第一手資料，據此可以糾正古今人等諸多研究之失，可使事實得以更清晰地呈現。如翁心存傳記材料多重點描述咸豐九年户部尚書肅順主張開放鴉片烟禁以增税收，受到翁心存力阻之事，以贊頌傳主力絀權貴、守正不阿的品質。據翁心存該年日記，正月十四日肅順以開烟禁收税，并章程七條摺稿見示，欲户部列銜，“諸公婉言依違其間，予力持不可，議至酉初乃罷”。正月十五日肅順“固勸列銜，予終持不可”。然正月十六日肅順“云軍機已會銜，再三逼予列名，予念此事亦非我一人所能挽回，姑允之，付之浩嘆而已”。可見雖然不情願，到底還是很快同意了。翁心存盡忠王室，但在合法合情的範圍内處事有一定靈活性，并非真正的“强項令”，這也是他數十年能在官場立足不倒的重要原因，瞭解這一點，其實也并不影響他的循吏形象。咸豐八年，任陝甘學政的翁同龢奏請開缺回京調養疾病，有人認爲其回京的真正原因是擔心肅順借户部官票兑换案和五宇奏銷案迫害其父（見謝俊美：《翁同龢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2頁），然據翁心存日記，知翁同龢回京確因足疾嚴重，抵京時間是咸豐九年四月三日申初，此時户部官票兑换案和五宇奏銷案還未發生。同治元年正月，翁同書因壽州事件在京被拘，正月二十九日，王大臣、九卿在内閣會議同書罪名，翁同龢本日日記載：“張侍郎亦争數語，餘皆默然。”有研究者認爲張侍郎係張祥河（見謝俊美：《翁同書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頁、284頁）。然據翁心存日記，張祥河咸豐九年改工部尚書，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在告”，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戌時卒，此處張侍郎自非張祥河，當爲時任工部左侍郎的張之萬。


翁心存日記不僅對其人其族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因翁氏歷官工、户、刑、兵、吏部尚書，直至入閣拜相，是道咸兩朝的重臣，他的日記，還無疑具有更爲廣闊和豐厚的歷史文化價值。不妨截取道光二十年和咸豐十年翁氏日記中幾件事例略作分析：


道光二十年，第一次鴉片戰争爆發。此時翁心存已從大理寺少卿任上告歸鄉里，奉親家居，成爲當地最具政治和文化影響力的士紳。雖然侵略者的戰火暫時還未燃燒到江蘇境内，但江、浙毗鄰，驚懼難免。翁氏日記裏頻繁出現“人心不靖，風鶴訛傳”（六月十四日）、“人心惶惑”（六月十五日）、“吴越土風復輕揚浮動，訛傳寇警，言人人殊，多過其實”（六月十九日）、“未知確否，民氣不靖，可慮也”（六月二十日）、“風鶴時驚，真難臆度也”（六月二十二日）等字句。當惶惑的親友向他們心目中的“權威”翁心存問訊時，翁氏其實同樣惶惑：“清晨客來者絡繹不絶，緣訛傳日甚，親友謂予必知確信，群來探問，實則予從何知之耶，亦煩悶甚矣。”（六月二十三日）這種惶惑既緣於對敵情的不瞭解，又可能緣於對官府失去信心：“署福山營游擊葉君遣千總錢某來告李侯，云本營兵以六、七兩月兵米尚未放，又因借口糧銀四百兩於縣未發，本日委員清君暨劉侯到福山驗軍裝，營兵攔輿嘩訴群毆，民壯遂一哄而散，須亟發銀米撫慰之。……丹陽因兵差科派，有土棍抗令，官下之獄，鄉民遂劫獄毆官，釀成巨案，可爲寒心。”（七月十九日）如此紀律涣散的官兵，如此緊張的官民關係，又怎能指望他們在戰争中取得勝利？翁氏日記，有助於瞭解當時的社會現狀和百姓的精神狀態。


道光二十年的常熟，六月間連降大雨，“村民入縣報灾者絡繹不絶”（六月十一日），官賑不足，還需民賑，翁氏日記有不少篇幅描寫這次賑濟活動。六月二十八日諸紳士齊聚縣學明倫堂，慮善款被官府挪去他用，不肯捐賑，翁心存請知縣在捐簿上書寫“專爲賑濟事”五字，始陸續書捐，紳士對官及官府已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提防和不信任。七月初三日，勸賑局開於城隍廟，翁氏齋戒沐浴，率衆紳士誓於神前，以示清廉。爲了防止地保轉發賑票時私自侵吞，翁氏建議城鄉各董“親歷各圖，逐户細查，面給賑票，其有實在饑户而官册無名者，查明添入，查畢後即將各圖饑口開列姓名，後標總數，大書榜示於每圖公所墻壁，如此則經造、地保等既無從需索册費，且永杜影射侵冒各弊端”（十一月十七日），可惜衆人“俱憚其煩，仍令漕書轉飭經、地造册”（十一月十七日），結果弊端叢生：


該圖（按，即《知止齋日記》中所謂“豐三場四十四都廿圖”）官發撫恤時本二百餘口，爲經造、地保所侵吞，實發票僅十六張耳。今又開造大小饑口七百餘，其中詭户、重户甚多，而實在饑民則轉有遺漏者，甚爲可恨。（十一月二十二日）


是日兩邑始發義賑，各設廠於城隍廟。清晨詣常邑廠監放，范侯亦到，午後竣事回。有地保持票四十餘張來領賑者，顯係包攬侵吞，縣已拘訊矣。而總書陳大章求樵雲爲緩頰，乃僅將票扣住而釋其人，可慨也。（十二月十日）


清晨到昭文城隍廟監賑。未刻有東二場四十五都十一圖鄉民紛紛來訴榜上有名而未發賑票，因逐一詢問，得廿二户，而其中十五户已於本日領去矣，顯係經造、地保雇人冒領。正擬查究，而經造季芝園者（官名程順德）闖然挺身入，强辯不休。及傳到地保常正方，搜其身，尚匿票廿八張，并未發給貧户。因請張侯來當堂訊詰，季姓仍不伏，張侯怒甚，重懲之，始供吐冒領八十餘户。縣拘季姓者，追其贜，諭各貧户且歸，俟放賑完日補給，衆始歡呼而去。暮歸。是日常邑賑廠亦有人冒領八户，送官，官未懲治，蔡、曾諸君遂大愠，遣人來告明日不到局矣，亦殊負氣也。（十二月十二日）


翁心存曾感慨地總結：“官賑必多設廠於各鄉，而民賑則以圖賑爲最善。不得已而思其次，亦宜遴選公正廉敏之委員紳董遍查灾區，親給賑票，方可實惠及民。若造册，但憑里胥經票付之地保，則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或謂本圖自振，則未免徇情，擇人分查，又豈能灼知其實。然濫之弊終勝於冒，蓋濫猶不過虚縻金錢，冒則貧民將爲溝中之瘠也。此次捐局同人皆各矢清白，陋習爲之一更，惟清查户口未得良方，猶爲憾事耳。然初次官辦撫恤時期限甚迫，勘灾各委員於地方情形本未熟悉，一任胥吏之欺朦，故初報灾圖即有不實、不盡之處，此則始之不慎，故後此諸事益無可爲矣，可勝喟息。”（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這些記載，爲我們研究地方賑灾史和官紳關係提供了難得的細節材料。


咸豐十年，翁心存已奏請開缺體仁閣大學士，在京城養疾，已經功成名就的他，本可安享晚年，但這年發生的兩件大事讓他受到很大的驚嚇。一是户部官票兑换案和五宇奏銷案，一是第二次鴉片戰争期間英法聯軍入侵北京。


户部官票案源於咸豐三年，户部製造發行了五百文、一千文、一千五百文、二千文四種寶鈔，爲長號；咸豐五年又陸續添造五千、十千、五十千、一百千四種寶鈔，爲短號。短號與長號相比，又有視長號爲零鈔，短號爲整鈔之别。整鈔因便於携帶，用來發放外省，爲了穩定都城物價，京師衹許以長號零鈔易短號整鈔，而不准以外省短號整鈔易换京師長號零鈔，然而却有官票所官員違規以短號整鈔换出長號零鈔，涉嫌從中漁利（市間長號價值高於短號）。咸豐八年歲末，肅順調任户部尚書，次年八月風聞此事，遂派員訪查，結果發現自咸豐七年六月至咸豐九年五月，以短號换長號即有八十餘萬串。咸豐九年十月，肅順遂以户部名義上《謹奏爲查出官票所司員代换寶鈔顯有情弊摺》，請求將經手兑换的具體官員忠麟、王熙震等聽候刑部傳訊。咸豐帝命怡親王載垣會同刑部審訊，忠麟、王熙震爲推卸責任，供稱曾經當時户部尚書翁心存、侍郎杜同意。咸豐帝遂兩次詔令翁、杜明白回奏（咸豐十年三月初一日、十一日、十三日），翁“回思此兩年中并無該司員等回堂議准之事”（三月初一日），據實奏明。載垣復奏以雖無確據，然“事涉兩歧，礙難懸斷，可否請旨飭下翁心存、杜再行明白回奏，抑或革去頂戴，聽候傳訊”（載垣奏摺及下述咸豐帝諭旨及吏部處理意見俱參見翁同龢輯《户部官票奏抄》，國家圖書館藏，稿本。然觀該稿本筆迹，似爲翁心存所書），意欲傾陷。咸豐帝諭以忠麟、王熙震不得以“影響之詞，意存諉過”，着翁、杜兩人先行交部議處，無庸再行回奏，亦無庸傳訊。吏部議以“翁、杜均照防範不嚴降一級留任，例上加等，各議以降五級留任”，諭旨改爲“俟補官日革職留任”。然而事情并未完結，肅順、載垣等又以宇謙、宇升、宇豐、宇益、宇泰五所官錢號商人和經辦户部官員有添支經費，未經立案，即濫支經費，蒙混報銷行爲，發起了打擊範圍更廣的五宇奏銷案，一大批官員和商民被查抄入獄。據後來許彭壽、林壽圖奏稱：“五宇鈔票案内波及數百人，繫獄兩三載。此案從前載垣等意存羅織，藉作威福，遂至鍛練周内，連累多人。”（參《户部官票奏抄》稿本，亦見翁心存日記咸豐十一年十月十一日）然而此案最重處罰亦止革職留任，最終當時的户部堂官翁心存、沈兆霖、基溥、寶鋆皆以革職留任論處，劉昆則降一級留任。這一期間翁心存的生活和心情，絶不像翁同書等所撰《先文端公年譜》中所説“衆皆爲先君危之，先君讀書自若”，而是危若纍卵、如履薄冰，當兩次遞上明白回奏摺時，他已有“遥望松楸，不勝悽愴，未知它日能歸骨故山否也”（咸豐十年三月十四日）的隱憂，當得知咸豐帝不同意摘其頂戴聽候傳訊，衹是交部議處時，翁心存激動得“伏地叩頭，感恩流涕”（三月二十日）。五月二十五日，他精心繕寫了五宇奏銷案回奏摺，讓五兒翁同爵於二十七日遞上，次日發現有字句未妥，於是趕緊改削，令六兒翁同龢重新繕寫，“并飛諭五兒明早勿遞前摺”（五月二十六日）。也難怪翁心存如此慎重，要知道，就在咸豐八年，大學士柏葰因順天科場案受到牽連，被肅順抓住不放，竟於咸豐九年被處斬。當時翁心存的孫兒翁曾翰也在被人告發之列：“傳言曾翰卷中改寫數十字，舞弊營私，已上達天聽，及磨勘，乃并無一字改易者，二王亦反復閲之，亦云人言不確。噫，可畏哉。向非復勘，則洗滌不清，有冤何處訴乎？人方以我爲的，而我尚懵焉不知，幸而免於阱窞耳，亦危矣哉。所謂事後追思，使我心悸者也。”（咸豐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深諳政治鬥争殘酷性的翁心存，神經哪敢有一絲放鬆。


咸豐十年七月十五日，英法聯軍已在天津北塘登岸，并占據村莊，然而清廷仍秘而不宣，故示鎮定，不僅對一般民衆隱瞞事實，對於像翁心存這樣的高級官僚也不例外。七月底，已做好逃跑準備的咸豐帝爲安撫廷臣的交章勸阻，連下兩道諭旨，聲稱“即以巡幸之豫備，作親征之舉”（七月二十七日），“朕聞外間浮議，竟有謂朕將巡幸木蘭，舉行秋獮者，以致人心疑惑，互相播揚，朕爲天下人民主，當此時勢艱難，豈暇乘時觀省。且果有此舉，亦必明降諭旨，預行宣示，斷未有鑾輿所莅，不令天下聞知者，爾中外臣民當可共諒”（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八日晨還裝模作樣“辦事召見如平時”，巳正二刻却已悄然啓程逃往熱河（八月初八日），大大愚弄了全國臣民一次。早在七月中旬，翁心存就感嘆時局道：“津門夷務自上月十七至今匝月矣，有勝有負，或戰或和，肉食者謀之，外人皆不得知。惟見羽檄交馳，使車駱驛而已。以不事張皇爲鎮定，以豪無準備爲機權，朝野恬嬉，若不知寇在門闥者，讀‘園桃’之詩，不禁拊膺太息也。”（七月十六日）《毛詩序》釋《詩經·園有桃》云：“《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曾位居宰輔的翁心存此時雖已退閑，但其立場無疑是站在執政者一邊的，如果連他都隱晦地借《園有桃》詩表達自己對現實政治的不滿，這個政府確已到了非常危險的地步。翁心存本年日記還記載了自己以古稀衰病之身避亂房山的經歷和見聞，尤其記載了民衆以令人吃驚的漠然態度看待政府，足以證明清政府是如何的“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


訛傳天津民勇焚毁夷船，實無是事，民情已與夷相習而安矣，如何如何。（八月初九日）


聞此兩日俱未接仗，僧邸之軍退至肅王墳，饑疲潰散，瑞相軍亦然，麾下僅存數百，皆不能成軍，夷人蟻聚余家園，游騎已至朝陽、廣渠門外。賈相國諸公延京朝官夜在白衣庵議事，六兒亦往，迄無成説。汪承元慷慨激烈，而老成者或難之，尹耕雲募勇竟日，才得十三人。（八月初十日）


自初七日以來總未接仗，而和議亦無成説，夷人尚在余家園，距沙河門十餘里，亦有三五成群入附近民舍者，并不騷擾，我軍哨探入彼營内，亦任其來去，真兒戲也。守城之具豪無，諸公皆苟安旦夕，每城募勇不及百人，殊不足恃，團防練勇晝夜巡邏，較爲認真，可彈壓土棍而已。（八月十五日）


廿九日巳正安定門守城官兵已撤退，午刻開門，恒祺持令箭先驅，夷酋即率馬步隊千餘名入城。至門扎住，登城在二層門樓插立黄藍旗幟，少頃即下。旋有白夷數百名登城，在五根旗杆上懸紅長旗一面，紅十字白旗一面，城上下皆用夷兵把守，夷酋令步隊夾道站班，率馬隊前進（馬上携小炮，甚靈便）。百姓觀者如堵墻，夷人亦任之，并不攔阻。其領兵官七人，兵三四百名，在國子監分館駐扎，順天府供給已備往。申正後安定門閉，夷兵在城外者仍退回地壇内駐扎，壇墻已拆毁，内安炮位，外挖濠溝，京師之民閭閻不驚，市肆如故，奇哉，千古未有之事也。（九月初一日）


如果合看翁同龢咸豐十年八月十三日日記：“夷兵所到，市人從之者甚多，餺飥數枚易銀一餅，而我軍饑不能堪，到處搶掠……蒙古兵自初八一敗後搶殺甚恣，與十八里店民團接仗，殺人極多。”就會明白，執政者愈是懼怕民衆知曉事實真相，愈會訛言繁興，而没有知情權更無參政權的民衆對於執政者也就愈會喪失依賴感和信任感，自然會漠視其存亡，無法爲其所用，嚴重的還會認賊爲親。再進一步，如果執政者視民衆如草芥，民衆也會視執政者如寇仇，出現官兵與民團不僅不能共同抵禦外侮，反而自相殘殺的慘痛之事。


以上所論其實已經廣泛涉及到晚清政治、經濟、軍事、吏治、人情、民俗等，但仍不足以概括翁心存日記所藴含的巨大歷史文化價值。如翁氏日記於天象記載十分詳細，尤重日食、月食、星變以及氣候陰晴冷暖的變化，有時幾乎是按時辰作氣象記録，這在古代名人日記中并不多見，可以爲氣象學研究提供有力的佐證，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
（竺可楨：《竺可楨文集》，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475—498頁）一文就曾利用過《袁小修日記》《北游録》等日記中的氣候記録。翁心存多次出任學政或典鄉試，每赴一地，均於路程遠近、驛站設置、地理風貌、吏治民情、兵防水利及一切時事詳細記録，可以爲研究科舉文化、地理環境、地域風情以及農林水利等提供有用的信息。翁氏日記近乎瑣碎地記録各種禮儀制度以及恭理帝后喪儀、勘修陵墓工程的具體過程，可以爲研究清代禮制和陵墓建築提供諸多參考。翁氏日記所載名人軼事甚夥，如柳如是、杜堮、劉喜海、程恩澤、劉熙載等，可以爲研究人物傳記提供寶貴資料。衹要認真閲讀，細心體味，不同需求的讀者皆會從中有所斬獲。


三





張元濟曾摘抄《知止齋日記》，準備以“翁文端日記”爲名在商務印書館排印出版，後因故未果，這個摘抄本目前保存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凡八册，不僅有序，還制定了詳細的《摘録凡例》
（本《凡例》原文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張元濟抄本《翁文端日記》録入，《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彙編》之《手稿本〈翁文端公日記〉跋》第1093—1094頁中所附“摘録凡例”頗多錯漏，今不取）：


一、 京外官升調降黜，紀述至詳。京官録至講讀科道，外官録至監司爲止。其他從略。


二、 朝覲儀注尤涉繁縟，如駕出、迎送、謝恩、奏事、站班、陪祀等，所在地點、應用服色、行何儀節，全屬浮文，概不采入。


三、 恭理喪儀、勘修工程、收發餉銀、驗收糧米、大挑舉人、揀發人員，均以王公大臣親莅其役。虚應故事，無裨吏治，作者屢承申命，兹亦從略。


四、 考試爲清代人才從出之地，如鄉、會、殿試、朝考及舉人、貢士覆試，庶常散館，大考翰詹，考試試差，考送御史軍機、總署章京、内閣中書、學正學録、官學教習，所試題目、閲卷人員、取録名額，原記均極重視。以其有關掄才要政，故仍著録。


五、 判閲文牘爲京朝官最繁重之事，作者官大理寺時，嘗一日畫稿至百數十件。官户、工部時亦然。依樣葫蘆，疲精勞神，無裨實事。録之以見官事之塗飾。


六、 清初八旗素稱勁旅。至道咸之際，東南不靖，檄調入關，均先會集京師，分撥各地，以資戰守。沿途滋擾，搶奪騾馬，到京後復由官家供給食宿，兵丁均有跟役，多者約居兵額十之六七。兵卒携帶僕從可謂奇事，録之以見營制之頽敝。


七、 京朝風尚，酬酢往來不容疏忽。凡賀喜、祝壽、問疾、吊喪之事，幾於無日無之。悉行删削。


八、 作者文學優長，兼工吟咏。記中間有所作詩詞，均可傳誦。挽聯、壽語亦極矜煉名貴，均於録存。


九、 作者於法書名畫、古書版刻及精校名抄出於名宿手筆者，均能辨别真贋，考訂源流，足資賞鑒。録之以助讀者雅興。


然而日記本身已帶有撰者的視角局限，相當於客觀世界的一個影子，日記摘録者無疑帶有雙重的視角局限，是“影子的影子”。由於研究者所求不同，摘録者自以爲寶貴的，研究者未必愛惜，摘録者棄如敝屣的，研究者也許會視若拱璧。以張元濟選録本爲例，隨着大批清宫檔案和其他大型清代史料的出版，他第一重視、“紀述至詳”的“京外官升調降黜”以及某些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性已經有所降低。而他以爲“全屬浮文”“概不采入”的“駕出、迎送、謝恩、奏事、站班、陪祀等，所在地點、應用服色、行何儀節”等禮儀制度，以及他認爲“虚應故事”“兹亦從略”的“恭理喪儀、勘修工程、收發餉銀、驗收糧米、大挑舉人、揀發人員”，還有他“悉行删削”的“賀喜、祝壽、問疾、吊喪之事”等，却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們“還原”歷史的深廣度和清晰度。即如“吊喪”此類令人不快之事，在考訂歷史人物生卒年上也可以發揮特殊的作用。


不惟如此，那些看似“浮文”，在當時“無裨實事”的記載，恰恰可以爲今天的社會發展提供若干參照和反思。如翁心存在官場禮儀和世俗應酬活動中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今人看來，似既可悲又可笑。但設身處地，官方禮儀，關乎功名富貴，自然會樂此不疲；世俗禮儀，關乎社交需要和尊重需要，亦不能不勉力完成。當馬斯洛《人類動機的理論》一書所總結的人生各種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等，均可在一種不假外求的社會機制中得到滿足時，人們往往不會再去審視其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弊端，對外界與之相异的一切，也常本能地排斥。這樣一潭死水式的社會機制，太嚴密、太沉悶，没有理由不壓抑人性。閲讀翁心存日記，我們一方面痛感這個以儒家禮儀文化爲基礎所塑造而成的社會機制，已經僵化到必須改革的地步，另一方面是否應該惕然自驚，警惕我們今日社會機制中正在逐漸形式化的一些東西。


《知止齋日記》有標點整理本行世，收入《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名爲《翁心存日記》（中華書局2011年）。《知止齋日記》的手稿影印本，曾收入《國家圖書館藏抄稿本日記選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但叢書卷帙達六十册，價格昂貴，讀者較難見到，今將之單獨析出影印，頗便學者利用。將稿本與整理本對勘，可糾正整理本中的一些疏失，如稿本咸豐二年十二月八日：“惟福建十四名鄭拱辰硃墨卷‘率’字未缺筆（原勘官金鶴清）及江南二卷謄録草率應議，餘四卷免議（原勘官金鶴清謂‘强’字未缺筆應議，查字典亦未避寫）。”整理本誤作：“惟福建十四名鄭拱辰硃墨卷‘玄’字未缺筆（原勘官金鶴清）及江南二卷謄録草率應議，餘四卷免議（原勘官金鶴清謂‘弘’字未缺筆應議，查字典亦未避寫）。”且所加兩個注釋亦屬對避諱字的誤解。另外，翁心存科甲高登，書法豐潤秀美，影印本可使人賞其墨妙，此亦較整理本優勝之處。





張劍


二〇二三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