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塔圣教序》，又名《慈恩寺圣教序》，是唐代褚遂良五十八岁时写的楷书，唐永徽四年（六五三）立。共二石，均在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全文共一千四百六十三字，前石为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文， 二十一行，行四十二字；后石为记，全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唐高宗李治撰文，二十行，行四十字，文右行。为避高宗讳，碑文两个“治”字，均缺末笔。该作品代表了褚遂良的楷书风格，字体清丽刚劲，笔法娴熟老成。褚遂良在书写此碑时已进入了老年，至此他已为新型的唐楷创出了一整套规范。

此次影印出版以九雁斋藏本为底本，此本“治”字已被封口，而“玄”字未遭挖损，为清初所拓。拓本已经剪裱为两册，《序》《序记》各为一册,《序》册二十开，《序记》册十六开，皆每半开三行，行七字。此本为清初名拓工车聘贤用罗纹纸所拓，《序》册之首开及《序记》册之末开皆钤“合阳车氏聘臤拓本”长方形朱文印。此本拓墨多以擦拓之法，施墨匀淡，字口精神极佳，可以说是传世《雁塔圣教序》中拓工最为一流者。如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此精拓影印出版，公之艺林同好，想必有利于学者对于褚书之揣摹。

此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系列丛书“文津墨苑”之零零贰。

无

碑帖拓本，通常既是文物，也是書法學習的臨摹範本。就收藏而言，拓本製作的早晚是决定性重要的東西；對於書法的臨習來説，則字劃的清晰完好可能才是更爲要緊的事情。有些碑帖，其字劃的完好程度與拓本製作的早晚直接相關，往往拓製較早、具有較高收藏價值的文物性善本同時也是字劃清晰完好的臨摹佳本，比如《九成宫醴泉銘》，元明以後的拓本字劃精神就殊爲遜色。有些碑帖，由於其碑石本身石質的良好，同時保存條件又比較得當的情况下，碑面字劃在歷史的洪流中，并未遭受太多磨損，這類碑帖字劃完好、神氣完足的程度往往更取决於拓手技藝的良窳。褚遂良書《雁塔聖教序》即是這樣一種石質本身精良，保存環境又甚優異的碑版。


《聖教序》是唐太宗李世民應玄奘法師之請而寫成的文章。玄奘在印度留學一十七載，貞觀十九年（645）回到長安，帶回梵文經書六百五十七部，隨即著手將這些經書譯成漢文。太宗所撰《聖教序》本是冠於衆經譯本之首者。是序總計七百二十三字，內容主要是歌頌了玄奘取經、譯經的功德，撰成於貞觀二十二年。是年六月，時爲皇太子、日後即爲唐高宗的李治又就此序撰寫了一篇《述三藏聖教序記》，計五百七十九字，主旨是歌頌唐太宗功德無量，因得引慈雲法雨於中土，福被衆生，拯拔含類。


其時玄奘舍於長安弘福寺，及太宗、高宗二序撰成，弘福寺寺主圓定即請將二序鎸於金石，立在寺中，詔許之。書法史上大名鼎鼎的另一件經典——懷仁集王羲之書《聖教序》，當初應該就是立在弘福寺中的。不過，《集王聖教序碑》的建立已晚至高宗之咸亨二年（671）了。


就在太宗父子完成二序之當年，李治爲紀念其已故母親長孫皇后，乃在長安營建大慈恩寺，於是年年底建造完畢。太子遂命玄奘移駐此寺。永徽三年（652），玄奘於寺中造塔，是即尚存於今日西安市內之大雁塔。塔成，於一層南面東西兩龕中分立褚遂良所書《聖教序》及《序記》二碑：西龕爲《序》碑，螭首，額作隸書“大唐三藏聖教之序”八字，碑文二十一行，行四十二字；東龕爲《序記》碑，螭首，篆書碑額“大唐三藏聖教序記”八字，碑文二十行，行四十字。今所稱之“雁塔聖教序”即包含了這兩塊碑。


值得注意的是，《序記》一碑的行次乃自左向右排列，與一般古籍、碑文左行的習慣不同。并考慮到其與《序》碑的東西排列方位，假如人們身在大雁塔底層觀看二碑的話，恰好是視綫以兩碑之中心綫爲基點，對稱向兩旁展開。


爲何有這樣的佈置？學者們提出了一些解釋，這裡倒也没有展開的必要。褚書此碑謎團甚多。比如兩碑皆記立碑時間爲永徽四年，然《序》碑褚氏之結銜爲“中書令”，是爲褚氏在貞觀二十二年至永徽元年間的官職，至永徽四年時，其官職爲尚書右僕射，《序記》碑之結銜正作此。然則《序》碑中褚氏之結銜究竟怎么回事？而最不可思議的是，二碑總計一千餘字的碑文內，居然有一千餘處的“修正綫”，即碑文刻完後又在石碑上對已刻的筆畫作修改，并且還將修改的痕迹明顯地表露了出來（見圖一，參荒金大琳《雁塔聖教序の綫に關する考察》《雁塔聖教序の不思議な刻綫をる》二文），這種反常對於學者專家來説，是需要回答的問題，對於褚書的研習者而言，也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雁塔聖教序》如今依然保存在西安的大雁塔內，即如本文開頭所云，其保存條件良好，石質本身也精良，因此，其碑文字劃至今依然總體完好。如今有很多號稱“宋拓”的《雁塔聖教序》多不可靠，所見以香港中文大學藏明代山東人藍章、藍田父子題藏的拓本爲最早。《序記》碑第三行“尋之者不究其源”、第四行“開法網之綱紀”、第十行“重昏之夜”三“之”字捺筆完好（參圖二），稱爲“三之本”，約爲明中早期所拓，是本已於二○二一年由西泠印社影印出版，讀者可以取參。次則爲三“之”已損，而《序》碑第四行“舉威靈而無上”之“靈”字右鈎筆完好，稱“靈字本”，約晚明所拓，上海書畫出版社《中國碑帖名品》所影印的朵雲軒藏本即是此種。


《雁塔聖教序》因立於永徽四年，其時高宗李治已即位，故碑中凡於“治”字皆缺末筆（有二處，皆在《序記》碑，一在第八行之“垂拱而治”，一在第十八行之“治輒以輕塵足嶽”），避高宗諱也。大約在明末清初時，兩處“治”字被人爲填上。再往後，因康熙皇帝諱“玄曄”，碑中諸多“玄”字又被人爲地挖掉了最末一點（二碑中“玄”字甚多，有些迄未挖損，其遭挖損者五處：《序》碑第五行之“妙道凝玄”、第十行之“有玄奘法師者”，《序記》碑第二行之“諸法之玄宗”、第九行之“上玄資福”、第十一行之“智地玄奧”）。


此次影印出版的九雁齋藏本，“治”字已被封口，而“玄”字未遭挖損，則爲清初所拓。拓本已經剪裱爲兩册，《序》《序記》各爲一册,《序》册二十開，《序記》册十六開，皆每半開三行，行七字。此本之特异之處在於，其爲清初名拓工車聘賢所拓，《序》册之首開及《序記》册之末開皆鈐“郃陽車氏聘臤拓本”長方形朱文印。晚清蘇州一位碑帖收藏家——棱伽山民曾於自己的藏碑目録中著録一本車拓本《雁塔聖教序》，并附注“車拓必用羅紋紙”（參王靖憲《棱伽山民及其碑帖收藏》）。是本正是用羅紋紙拓出，恰符合棱伽山民所記的車拓特徵。然此本收藏印記只有“泉唐馮氏家藏”一朱文長方印，則未必即是棱伽山民所藏者，殆是車氏同時所拓當有多份，此其一也。審其拓墨，多以擦拓之法，施墨匀淡，字口精神極佳，可以説是傳世《雁塔聖教序》中拓工最爲一流者。如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將此精拓影印出版，公之藝林同好，想必有利於學者對於褚書之揣摹。


此外，通过此次九雁齋藏車拓本《雁塔聖教序》的出版，我還希望能够喚起廣大碑帖愛好者對於後拓本的關注。誠然，相較於上述香港中文大學藏本、朵雲軒藏本，以及日本東京博物館藏李家駒、楊鍾羲跋本等早拓本而言，此次出版的車拓本《雁塔聖教序》之拓製時間是要晚一些的。但讀者朋友切勿以其稍晚拓而不予重視。哪怕它不是出自名拓工之精拓本，依然是值得重視的。這主要是從校碑的角度而言。所謂“校碑”，即通過拓本來判斷原石的泐損狀況，從而判斷拓本早晚的研究方法。清人即已開始講究校碑。至晚清方若《校碑隨筆》出，始集清人校碑成果之大成。而後王壯弘又據以增補，成《增補校碑隨筆》一書，增補之份量幾度原書而過之。此外又有羅振玉的《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録》、張彦生的《善本碑帖録》、馬子雲、施安昌合著的《碑帖鑒定》等書，皆是總結校碑成果的名著，乃今人鑒藏碑帖所必須參考者。然諸書皆以文字寫定，“某字損”“某筆微損”“某處與石花泐連”等等描述，對於一般無法接觸到大量拓本原物的讀者而言，經常是不得要領的。近年來，李志賢《秦漢碑刻校勘圖鑒》、仲威《中國碑拓鑒別圖典》等書的出版始改變了過去校碑著作僅有文字記録之缺點，而附以大量的圖片以説明問題，方使得讀者於校碑一道有所領略。然而，存世碑帖千千萬萬，一人志慮難周，這些圖典總有照顧不到的地方。即以《雁塔聖教序》而論，仲威《中國碑拓鑒別圖典》指出《序》碑之第十一行“隻千古而無對”之“對”字，清初拓本其“寸”部豎筆中間極細，似斷若連，後來此筆即被挖粗（是書第533頁）。然其所附圖片只有“對”字未經挖過的圖片，而没有附上已經挖過的圖片，所以讀者僅憑此書是不知道後來的“對”字右邊的豎筆究竟被挖成什麼樣子了。現在通過九雁齋這個稍後一點的拓本，就能清晰地看到“對”字被挖粗以後的樣子（參圖六。其實這個“對”字的挖改情況若不指出，對於書法的學習也是有影響的，學者很容易將挖粗的樣子當成了褚遂良的原筆）。

近十餘年來，我國碑帖影印出版事業十分興旺，大量名碑善本，無論公藏私藏都被影印出來了。而很多拓製時間稍晚的本子，往往被人們認爲價值不高而不得影印出版。這便造成了一種局面，即當碑帖愛好者們參研各種校碑著作時，要找一個早本的影印本很容易，而找一個晚本的影印本反倒非常困難。因此，我不僅希望讀者對於一些後拓本的影印本能予以關注，更呼吁出版商能將一些有代表性的各碑後拓本印一些出來，這必能將校碑之學推向更高一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