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怀恪碑》，全称“唐故右武卫将军赠工部尚书上柱国上蔡县开国侯臧公神道碑（并序）”，唐颜真卿撰文并书碑。碑通高三百三十七厘米，宽一百八十厘米。有额，篆书“唐故东莞臧公神道碑”九字。碑文正书，二十八行，行五十八至六十四字不等。其碑今在西安碑林，乃1980年自陜西省三原县臧怀恪墓前移入。此次影印出版以九雁斋藏本为底本。是本剪装为一大册，锦面，每半开四行，每行或五字或六字，无题跋，收藏印记仅首开有“镜西珍赏”一朱文小印。从考据上讲，此本“获”字已损右上角，又第十一行“有马千驷”之“马”字上半部分封口中未泐，第十七行“勋劳楙于王室”之“勋”字右“力”旁未损，第二十一行“守节安卑”之“卑”字上半部分框内无泐痕，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朱翼盦旧藏并题跋本考据全同（馆藏新00045741号）。此拓本无论是捶拓之时间还是拓本的完整性都是同碑拓本中的佼佼者，今以之付印，公于同好，想为艺林所乐见。

此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系列丛书“文津墨苑”之零零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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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懷恪碑》，全稱“唐故右武衛將軍贈工部尚書上柱國上蔡縣開國侯臧公神道碑（并序）”，唐顔真卿撰文并書碑。碑通高三百三十七厘米，寬一百八十厘米。有額，篆書“唐故東莞臧公神道碑”九字。碑文正書，二十八行，行五十八至六十四字不等。其碑今在西安碑林，乃一九八○年自陜西省三原縣臧懷恪墓前移入。


是碑無明確立碑年月，前人以碑文中顔真卿之結銜“撫州刺史”考之，約略推斷此碑立於唐代宗大曆三年至六年（768—771）之間。近年西安碑林的陳根遠先生更據碑文中言及臧希讓（碑主臧懷恪之幼子）之職官有“渭北節度使”，而希讓之任此職，《舊唐書·代宗本紀》有明確記載，是在大曆四年六月。則是碑之立更可精確到大曆四年至大曆六年之間，其説可從（陳根遠《新見〈羅婉順墓志〉及顔真卿研究三題》，載《中國書法》2020年第11期第113－125頁）。


碑主臧懷恪，碑稱其爲東莞人，其地約在今山東省中部（今日莒縣有東莞鎮，蓋古地名之遺也），與廣東之東莞無涉。漢、晉時有東莞縣，隋唐已無此稱，碑所稱者，蓋舉郡望也。懷恪一族，自其祖臧寵起，或已隨軍或隨官實際生活於西北邊陲，代爲邊地雄豪。懷恪一生亦以邊庭武職爲主要經歷，屢立戰功，累官至右武衛將軍，封上蔡縣開國侯。以開元二年（714）卒於鄯城（今青海省西寧市）。有子七人，皆顯貴，尤以第七子希讓最貴，累官至渭北節度使。父以子貴，唐朝廷對懷恪再三追贈，累贈至於工部尚書。


由於臧懷恪在邊庭經歷特豐，故此碑內容多有涉及西北少數民族者，實爲治中西交通史、民族史之寶貴史料。不過，此碑之所以引人關注，主要的當然是因爲顔真卿杰出的書法。


在傳世顔真卿諸碑版中，《臧懷恪碑》是比較特殊的一件。顔書大多豐肥，越是晚歲風格定型期的作品，越是如此。好之者譽之爲筋血豐滿，氣象渾厚；惡之者乃至有“叉手并足田舍漢”的譏評。《臧懷恪碑》約書於真卿六十至六十三歲間，亦是其風格定型期的作品，然綫條總體瘦細。前人已多有指出。如


明人趙崡謂：“魯公此書偉勁而骨稍瘦於《家廟》諸碑，皆可重也。”（《石墨鎸華》卷三）


清人孫承澤謂：“《臧將軍碑》視魯公他書差勁峭，且石又完好，鋒穎都具，墨寶也。”（《庚子銷夏記》卷六）


林侗謂：“魯公此碑書比諸石風骨特秀勁，下截爲田夫磨礲無字，上半精彩奪目，可寶也。”（《來齋金石考略》卷中）


“骨瘦”也好，“勁峭”“秀勁”也罷，其意都一致指向顔書此碑行筆之細瘦。對此，晚清學者毛鳳枝提出了一種説法：


此碑雖出魯公手筆，而腕力較弱，似遜他碑，碑內有題字一行云：“翰林院待詔光禄寺卿李秀巖模勒（原注：“模勒”二字，他書誤爲“題額”，諦視之，實“模勒”二字也）”，乃此碑筆力之弱，實由模勒之故，論書者不可不知也。（《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七）


又，陳根遠先生指出此碑行距字距皆過於緊密，“許多相鄰的不同行的碑文筆畫相互跨界穿插，字距更無秩序可尋……文字極其擁塞而幾近雜亂無章”，并給了一個頗富想象力的解釋，大意謂：顔真卿按照臧希讓原來擬定之石碑尺寸書寫碑文，及碑文原件交付後，才發現實際石碑的幅面要小於原擬定之尺寸，而顔氏此時遠在千里之外，無法重書，不得已，才將碑文處理得格外擁擠。（上引《新見〈羅婉順墓志〉及顔真卿研究三題》）


在我看來，無論是陳先生的新説或是毛鳳枝的舊論，皆是想象的成分遠大過事實的依據。碑文第二行“翰林待詔光禄卿李秀巖”下二字究竟是否爲“模勒”，實難質言。今所見所有拓本於此二字皆泐損太甚，難於釋讀，此其一；即使此泐損二字確爲“模勒”，而勒碑人之銜名是否會題寫在碑文之第二行，他碑有無此例，此其二；第三，“翰林待詔、光禄卿”這樣的高官是否會躬預模勒石碑這等匠人之役，亦能從他碑徵得類似之成例否？乃至顔書此碑，綫條形態上之瘦細是有目共睹的，但形態上的瘦細是否即如毛鳳枝所說的“腕力較弱”，却是大可商榷的。


至於章法上之茂密，如果説是出於石碑實際的尺寸小於原擬定尺寸的緣故，那麼，臧希讓原擬定的石碑尺寸究竟會多大呢？唐制，五品以上官立碑，趺上碑高不過九尺（見《唐六典》卷四“禮部員外郎”條）。臧懷恪最後之贈官“工部尚書”爲正三品官，現臧碑一丈有餘之尺寸，已然逾制矣。若謂原擬之尺寸較此爲更大，豈非逾制太甚？而且如果我們通觀顔真卿晚期的作品，無論是《顔家廟碑》《顔勤禮碑》《麻姑仙壇記》這些碑版，或是《自書告身》或《竹山堂連句》這等墨迹，没有一件不是章法茂密的，左右行之緊貼，上下字之筆勢交錯在在皆是，難道所有這些書迹在製作時皆發生了差錯？


因此，在我看來，在文獻不足徵的大前提下，與其作一些無根的想象，還不如仔細打量一下，《臧懷恪碑》細瘦的筆劃和茂密的章法是否真的如毛、陳二人所説的“腕力較弱”和“雜亂無章”？還是藝術家别有匠心的藝術營造，産生了特有藝術效果？這種特殊的藝術效果能否給今人之學古帶來啓發？


首先，我認爲魯公此碑筆畫雖細，但神情貫注，精力瀰漫，我甚至覺得其筆畫中大有前人所講“屋漏痕”之勢，完全不存在毛鳳枝所説“腕力較弱”的情形。事實上，上引趙崡、孫承澤、林侗諸人在指出此碑行筆瘦細的同時，又都極度肯定了魯公的書法。至於此碑章法的茂密，我認爲與魯公晚年的藝術追求有關。考魯公晚歲筆迹，章法無不茂密，其作品從整體上都給人一種沉厚大氣之感。而這種茂密的章法與細勁的筆道相配合却產生了特殊的藝術效果。一方面，整件作品中，字與字之間、行與行之間都顯得密不透風，而另一方面，字的內部空間却被較細的筆畫劃出一個個玲瓏的空間，整件作品的氣息在各字內部流動貫串，既生動，也顯出一種噴勃欲出的膨脹感，具有極强的藝術感染力。


是碑自唐大曆年間立於臧懷恪墓之後，歷經千年，風雨不動。從石碑的現狀可以判斷其石質本身是極堅硬的，但因長年立於野外，保存條件不佳，以至是碑上半截之存字與下半截之存字迥然不同。上半截的文字是“鋒穎都具”，是“精彩奪目”，而下半截則是“爲田夫磨礲無字”。“無字”云云未免夸張，今《臧碑》下半截泐損較爲嚴重則爲事實。原因即在於此碑高達三米有餘，其上半部分已超過一般人、畜之身高，而下半部分則無論牧童之嬉戲、牛羊之抵觸或是農夫用以磨礪農具，皆觸手可及，故千餘年來泐損已甚。


據王壯弘《增補校碑隨筆》及仲威《中國碑拓鑒別圖典》，世傳此碑拓本，殆以明拓爲最早，其特徵爲二行署銜下“并書”之“書”字完好，第十行末“由此獲免”之“獲”字完好。此種拓本恕我聞見寡陋，從未見過。所見最早者，即是此次影印出版的九雁齋藏本。是本剪裝爲一大册，錦面，每半開四行，每行或五字或六字，無題跋，收藏印記僅首開有“鏡西珍賞”一朱文小印。從考據上講，此本“獲”字已損右上角，又第十一行“有馬千駟”之“馬”字上半部分封口中未泐，第十七行“勳勞楙於王室”之“勳”字右“力”旁未損，第二十一行“守節安卑”之“卑”字上半部分框內無泐痕（參附圖），與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朱翼盦舊藏并題跋本考據全同（館藏新00045741號）。凡此皆爲清初拓本之特徵（故宫著録朱本爲“明拓”，倘上引方若、王壯弘、仲威諸氏之論不錯，則故宫本亦清初拓耳）。由於《臧懷恪本》本是豐碑大碣，字數又多，故在剪裁裝裱時容易發生錯誤，所見剪裱本或有剪失數字，或有前後錯裝。若故宫本，亦將第二行“李秀巖”之題名裱在全册最末尾。而九雁齋所藏此本則一無錯裝、漏裝，是難得也。又，所見此碑舊拓往往失去碑額，此本則碑額具全，且基本上是與碑文同時所拓者（墨色全同），是更爲可貴也。總之，九雁齋所藏《臧碑》拓本無論是捶拓之時間還是拓本的完整性都是同碑拓本中的佼佼者，今以之付印，公於同好，想爲藝林所樂見，兹爲簡介如右。